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念念不忘的古城,你竟然还不知道?(上篇)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念念不忘的古城,你竟然还不知道?(上篇)

正定古城。 正定古城。

如今从北京乘火车沿京广铁路前往正定,只需三到四个小时。同样的线路,一百年前则要耗费十个小时。然而即便如此,寻访而至的脚步依然屡屡不绝,未曾减少过一丝一毫的热情。

比如1933年的4月,就有一支特别的“旅行团”。他们从京西郊外的海淀而来,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洋人,看上去便不同寻常。抵达正定时天色已暗,就近投宿于车站旁的清华栈,一行人在旅店门口合了张影,礼帽长衫、西装大衣,疲惫却不改斯文。
 
“旅行团”总共15个人,皆为燕京大学学者,领衔的是历史系教授顾颉刚。这是他第三次来正定了,上一次也是与燕大的同仁一起,穿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的多个地方,行程紧张,只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所以这番故地重游,他计划认认真真地观览一回。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寻访了城内的八大寺、文庙,见到了传说中三国名将赵云饮马的石槽,还在二十四里长的城墙上环步了一圈,对古迹古物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有人负责建筑,有人负责佛像,有人负责壁画,有人专事测量,有人执管拓碑,顾颉刚自己则着手整理“京外名刹之首”隆兴寺的寺史、摘抄县志中的材料。同行中有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全程用镜头记录下了200余张照片。
 
而就在顾颉刚等人离开的几天之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与莫宗江也到了这里。一年前,在完成解读古代建筑设计与施工规范的《清式营造则例》后,梁思成意识到更深入的研究必须转向实物测绘,继而首先在京郊及蓟县、宝坻做了考察。此行是他新一程的古建调查之旅。
 
在正定,他们借住于隆兴寺的东侧院,正好出发前梁思成随身带了一张故宫摹乾隆年间重修隆兴寺图,晚间与方丈纯三闲谈时便展卷共阅。方丈也和他们说起了,几日前顾颉刚等人的来游。
 
返京后,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和顾颉刚一行共进了晚餐,席间翻看了后者在正定拍摄的照片,更觉自己的调研疏漏甚多。于是11月,二人与莫宗江再赴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终于“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无论是顾颉刚还是梁思成,之所以数次到访正定,念念不忘,皆因那里实在是一座充满惊喜的文化古城,仿若一块巨大的琥珀,凝结着华北大地千余年的珍美与沧桑。正如梁思成初到之时所发出的由衷感慨:“我因在进城后几分钟内所得到的印象,才恍然大悟正定城之大出乎意料。但是当时我却不知在我眼前这一大片连接栉比的屋舍之中,还蕴藏着许多宝贝。”

正定赵云庙内的饮马槽。

承传千年的脉络
 
中国的书法史上,有两幅字名传千古:一个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一个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前者潇洒飘逸、闲适优雅,哪怕不懂门道的人看了也觉得心旷神怡,后者相较之下则杂乱得多,渴笔枯墨、时有涂抹。
 
作为盛唐知名的书家,颜真卿留下的墨宝很多,但唯独这幅《祭侄文稿》落笔时没有被当成一次艺术创作。对他来说,这完完全全是一篇悲愤交加、肝肠寸断的伤恸之辞。在那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中,他不仅目睹了山河破碎,也痛失了从兄颜杲卿一门30余位亲人:“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字字泣血,笔笔浸泪,在颜真卿的笔下,从兄父子是大唐的忠勇、常山的英雄。
 

上图:《祭侄文稿》。下图:正定古城及长乐门。

常山,即后来的正定。秦始皇统一天下时,曾设恒山郡,西汉为避汉文帝名讳改称常山郡,域内管辖真定县,再之后区划屡有调整,变化却不算太大,至北魏一朝,真定已成常山郡治。不过在北魏之前,真定尚在滹沱河以南,道武帝时才北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自此成为河朔重镇,直至清朝避雍正讳易名正定。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从范阳起兵南下攻至正定。太守颜杲卿高举义旗,带动20多个郡县围剿叛军,然而终究难敌十万大军,败于史思明所部。安禄山的养子张忠志出任恒州刺史,入主正定。
 
大唐的命运在叛乱中由盛而衰,正定的命运却意外地迎来了机遇。正定陷落仅仅五年,史思明死于其子之手,张忠志遂携五州之地归附唐廷,由此在乱事平定之后被赐姓名,获赐“李宝臣”之名、受封成德节度使,摇身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今天的正定古城里,还保留着一块为李宝臣而建的风动碑。碑文所刻颂赞之词虽有阿谀的嫌疑,但李宝臣对于正定而言倒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任上重建了城墙,由之前的十五里增至二十里,“坚固崇高,屹然雄视诸镇”,奠定了正定城的基本格局。而在他之后,正定城还修砌了子城和牙城,三城共存,大城包小城。
 
当1933年梁思成穿行于正定城中时,曾被一座高大的建筑吸引过目光。在他的描述中,那建筑“七间大殿立在大砖台上,予人的印象,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便是阳和楼──改建自成德军时期的子城南门,算是三城中独存的痕迹。
 
2010年,20世纪60年代拆除的阳和楼经过复建,重新矗立在了燕赵南大街上。而之后几年,子城的另一端也终于露开了埋没已久的“残影”。
 
“2013年,正定启动古城风貌恢复工作。国保单位开元寺的周边原来都是居民区,经过拆迁准备改造成一个绿化广场。因为涉及破土施工,所以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进行考古勘探,结果一探下边有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其中包括一道条状夯土遗迹,当时就怀疑可能是城墙。”据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工作的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伟介绍,他们随即便对遗址进行了局部的清理和更为细致的勘探:“2016年,我们提交了发掘申请,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后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持续六年的发掘中,子城的北门得以最终显现。发掘结果表明北门可以分为两期:一期修筑于晚唐,挖有基槽,基槽底部用碎石铺垫;二期系五代时的扩建,在原有城台外侧挖掘基槽,基槽底部的几层夯土之间还垫有残砖和煤渣,城门主体夯筑完成后,还对其进行了包砖。而在包砖部位,除五代的修筑外,也发现了后世整修痕迹,表明城台仍有沿用,结合城台周边元明时期地层和灰坑中的大型石柱,推测在城墙系统失去防御功能后的一段时期内,此处尚有大型建筑。
 
北门的确认使得子城的范围逐渐明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士翟鹏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元寺南遗址内清理的墙体是子城北墙,西墙在城隍庙东侧育才街一线,前些年管线改造发现过城墙遗存,阳和楼一线则是南墙所在,至此燕赵大街以西的子城范围基本确定。而燕赵大街穿过两个城门,因此应该是城市的轴线──那么子城在燕赵大街东侧的布局,应该与西侧区域差不多。”
 
不仅仅是子城,作为河北省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项目,开元寺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存,揭露了从唐到清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证实了正定承传千年的脉络,自唐以来的民居街巷遗存以及诸多遗物,还揭示着持续千年的兴盛与繁华。
 
而与此同时,一座古老的寺院也慢慢拼凑出了更趋完整的面容。
 

上图:开元寺内的天王殿、须弥塔、钟楼。下图:1933年11月,林徽因在正定开元寺钟梁架上测绘。

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
 
正定现存最老的建筑,当数开元寺内的钟楼。作为“半个”唐代木构(上层在清代改建过,1990年修复为唐制),它见证着这座寺庙的辉煌与没落,也守护着这座古城的平安与绵延。
 
始建于北朝的开元寺,曾是正定香火兴旺之处。据万历二十八年《重修真定开元寺记》碑记,“寺前门楼,后为毗卢阁,两侧左伽兰殿,右给孤堂,后左开元寺钟楼、右砖塔。最后为法船正殿”。后又增建了天王殿、韦驮殿。只是这样的胜景,自清代晚期就看不到了,如今则只剩下钟楼、砖塔、天王殿及残石拼接的三门楼柱枋。
 
“开元寺现存的面积,远远不符合它在唐代的等级,并且现在的规模和三门楼、钟楼、砖塔这些建筑的体量相比也不相符。”翟鹏飞说。
 
但随着南侧遗址的发掘,开元寺消失的种种开始浮现出痕迹来。据翟鹏飞博士介绍,目前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开元寺遗存有三处:一个是一处唐代池沼的遗迹,位于南门的对面,池沼的轴线与寺院轴线大体重合,底部存在较多碳化植物堆积和细沙,推测应是彼时的一个景观性设施;另一个是两座北宋瓦窑遗迹,窑内还残存着体量较大的板瓦残件,可能与彼时寺内大型建筑的修建有关;第三个是金代南门遗迹,残存门前漫道部分,位于寺院的轴线之上,在南门前方还发现了当时寺前的东西向道路。
 
“无论是唐代的池沼、宋代的瓦窑,还是金代的南门,都位于开元寺现址边缘的外侧,这就说明从唐到宋金,整个开元寺的范围要比现在大。而一些重要遗存与现今轴线依旧重合,则表明开元寺轴线未发生大的变化。”翟鹏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寺庙遗存的发现,为复原开元寺历史上的建筑布局提供了新的线索。
 
开元寺最初动工兴建的同一年,另一座寺院也在正定拔地而起。因其临滹沱河北岸,故而得名“临济”,一直沿用至今。
 
唐大中八年,临济寺迎来了得道高僧义玄禅师。他接任主持后提出“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的宗旨接引徒众,以“四喝八棒”的独特方法启悟,门风峭峻,归者如云,遂成一宗。唐咸通元年,临济寺迁到了正定城内,一直到现在都被视为该宗的祖庭之地。
 
禅宗相传为菩提达摩始创,经六祖慧能大力弘扬,到唐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义玄所创立的临济宗是影响最大的,自北宋以后基本上成为禅宗主流,并衍生出黄龙、杨岐两派,黄庭坚、苏轼等士大夫都列于其门下。南宋时,日本僧人明庵荣西两度到中国学习佛法,将黄龙派带回,而后兰溪道隆又传去杨岐派,临济宗就此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唐咸通八年四月十日,义玄摄衣踞坐,在与弟子问答后寂然而逝。遗骸火化后,弟子将舍利分建二塔藏之,其中一塔就在临济寺内,懿宗皇帝赐名“澄灵塔”。宋金相抗时,该塔损于战火,后经金世宗下旨修复,继续耸立千年,广播禅风。1980年之后,日本临济、黄檗两宗联合组成的中日友好临黄协会多次派遣代表到访正定,朝拜他们心中的这幢祖塔。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蔚为兴盛,《旧唐书》中记载彼时的寺庙共有五千多座,《新唐书》更是记为三万余座。遍地佛光之中,正定的身姿尤其灼目,素来有“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的美誉,就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代到访此地时也称“居民是偶像教徒”。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所长杜平认为,这与正定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地位、经济文化水平以及交通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有一幅约46平方米的壁画,作于五代时期,描摹了五台山一带龛庙林立、僧侣若云的图景。画面右下角有一座城门楼,旁边的文字标注为“河北道镇州”,亦即正定。而在连接五台山与正定之间,还绘有“新罗送供使”和“湖南送供使团”的马队,来往于山野间曲折的小路。
 
“正定是到五台山进香线路上的一个起点,所以这里的宗教氛围自然相当浓厚,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圣地。”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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