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从“咆哮”到“呼啸” 超越梁实秋的翻译

“它拥有极少数小说家才能给你的东西，那就是力量。”英国小说家毛姆对《呼啸山庄》这句评语的精妙之处，中国读者从小说的中文译名中就能感受一二。

这部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曾被翻译为《狭路冤家》《魂归离恨天》《咆哮山庄》，尽管最后一个译名来自大名鼎鼎的梁实秋，但年轻的杨苡觉得不妥，英文名“Wuthering Heights”是住宅名，谁会给自家冠以“咆哮”之名来吓唬访客呢？

她后来再译此书，琢磨出一个意译和音译结合得近乎完美的名字──“呼啸山庄”。半个多世纪过去，不断有新版译本推出，但书名再未变过。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出身名门的杨苡8岁进入天津中西女校就读，度过了烂漫无忧的少女时代。

身为富家女，杨苡本该生活顺遂，但在家国巨变的时代，她的青年时光只能在流亡中度过。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没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一道迁往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从中文系转到外文系。

1942年，杨苡与母亲及哥哥杨宪益、嫂嫂戴乃迭、姐姐杨敏如、姐夫罗沛霖在重庆团聚。彼时，杨苡的丈夫赵瑞蕻(《红与黑》中文首译者)担任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杨苡也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杨苡燃起希望：“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躲猫猫”的颜惠庆 “掉棉絮”的沈从文

此次出版的《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杨苡随中央大学返南京告一段落。记录者余斌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赵瑞蕻在南大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

余斌说，为师母记录“口述史”，要从一个“登门送书”的故事说起。1996年的某一天，同为赵瑞蕻弟子的南大文学院副教授唐建清告诉余斌，师母杨苡知道余斌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杨苡的家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一条小弄堂里，余斌第一次登门，在师母的小客厅里坐了约两个小时。“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杨苡聊的旧人旧事，正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余斌最感兴趣的内容。

此后的20多年，余斌成了杨苡家中常客。“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

煊赫的祖辈，授业的大家，在杨苡的记忆里都和普通人无二，有逗趣时，有窘迫时。用她的话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在杨苡的记忆里，“颜伯父”是会在自己玩捉迷藏时帮忙打手势、让小女孩藏到写字台下的老顽童。

17岁那年，杨苡给自己崇拜的巴金写信，很快便收到了回信。“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

文坛大家沈从文是杨苡的恩师，杨苡记得他的教诲，但脑海里更清晰的一幕是恩师在众人面前讲话时，棉袄袖子破了，棉絮掉了出来。

在战火中求学的艰难，也被杨苡用时间滤镜褪去了恐惧和悲观。她记得日军飞机来轰炸时，“房顶往下掉，倾斜了，东西都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乱七八糟，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这是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的导演徐蓓的感慨之言。

纪录片《九零后》于2021年上映，杨苡、杨振宁、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90后”联大学子讲述他们的青春与理想，其中最先登场的就是杨苡。影片中，杨苡引述了巴金的话──“长寿是个惩罚”，但杨苡用她的百岁人生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活着就是胜利。

纪录片中，杨苡在家中打开播放器，英文老歌《当我们年轻时》的旋律飘出，她在镜头前告诉自己也勉励后辈：“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