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海街篇1】 经常被人遗忘的友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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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老故事 / 李振源
友海街真的很短,仅百多米长,开车驶进亚答街口,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就穿越了她,所以确有相当多人忘了她的存在,索性把整条路称作亚答街。
亚答街与下横街交接处开始,直至圣王宫庙前的花香街,这一段道路被冠上友海街的路名,因为在130年前,福建富商王友海开辟了这条街道,且兴建道路两侧的40栋双层店铺。
王友海(1830-1889)在1846年,正式从新加坡到古晋创业,与友人林英茂合组友海茂公司,最初他与股东林君每天清晨都会划着舢舨沿砂拉越河两岸向甘榜民众收购土产,和销售各种日用品,并在收集了一定数额的货物后,乘帆船把土产运往新加坡脱售,再订购另一批货物载回古晋来贩卖。
几年下来,友海茂公司的业绩堪称顺济,辎重充盈,他在买卖土产、杂货和布匹的同时,也开设硕莪粉厂,且厂房越盖越多,甚至远至沐胶,也有他公司的硕莪粉厂。
靠着克勤克俭,加上商运亨通顺畅,王友海非但在古晋拥有了多家商行,也在新加坡开设“启昌友海公司”,如此奋斗了整10年,便已登上巨贾之列,到了1872年,他与老股东林君拆股,所有的商行全归纳进他独资经营的“友海公司”,业务如日中天。
王友海的事业巅峰期在19世纪的80年代,因在这10年里,他非但在土产、硕莪厂和航运业务上大有斩获,且标得了砂拉越与沙巴独家经营鸦片烟,酒和赌博业的专利权,而耀升为砂拉越最大的华资商行。
于此期间,他斥资兴建了一条新街道,与两边共40间的店屋,并在1885年竣工。
此条把亚答街和花香街连贯了起来的新街道,以他的名字为街名,然而由于友海姓王,“王”字也是统治者的称号,为了避讳街道名只用友海,而不冠上姓氏。
19世纪末的新店
比起其他的老街,友海街的建筑群保持了较完整的原貌,商店的高、阔和长度与外型较划一,除当中有一两栋店屋改建成三层楼外,余者皆楼高两层,每栋店屋的前边,都竖有两根方柱,墙壁均以红砖切成。
其实在友海街尚未开发之前,它原是延续自背后圣公会主教楼的山坡地,因而受限于地形,新建的友海街左边是海唇街的老店,右背为山坡,因此在施工过程,面对着相当艰巨的考验,店铺每间也只有14呎宽,50呎长。
由于在发展这条新的街道时,第二任拉者查理士有明文训示新建的商店,必须以红砖来切墙,屋顶不准再使用易燃的亚答叶来当屋瓦,所以按拉者新指南筑成的友海街店屋群,可谓19世纪末古晋最新颖的商业店。
街道两边新店的产权,百分百为王友海的公司所拥有,除了部分用来经营赌馆、鸦片烟馆和零售店与货仓外,也出租予人从事形形色色的生意,为此王家还聘有专人负责看顾、召租和收租,战前此一地区的租金很便宜,每月只是区区的几十元。
圣王公显圣
在新街道与店铺群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两桩的大事,其一便是在1884年的1月20日(星期天)凌晨1点15分,亚答街惨遭祝融肆虐,焚毁了邻近几条街道上百多家亚答木板店,而与灾场仅咫尺之距的友海街新店,却幸未遭到波及。
相传在亚答街陷于火海中时,眼看火舌就要蔓延到友海街的新店屋,际此危机之刻,有人包括王友海元配夫人张淑恭,与对岸王宫中的次任拉者,惊见朦胧间,仿佛有个小孩在新店铺上方腾云驾雾,挥舞着令旗力阻大火延烧过来。
事后大家都咸认是广泽尊王显圣,使得友海街建筑群幸免于祸。
亚答街的这场世纪大火,使得很多商铺业者顿失营业之所,因此在翌年当友海街新店铺竣工后,自然不愁没有租户登门洽租。
另一桩大事,便是老当家王友海在街道上的店铺群快竣工时,突然染了重症,因此便渡海回到新加坡的另一头家养病。
原来在古晋发迹后,王友海非但在新加坡和古晋各有公司联号,而且还各置一头家,长期定居在狮城的妻子,为他育有3子1女。
遗产全给新加坡的子女
且说王友海在1889年中病逝于新加坡后,他在古晋这头家的长子王长水接到晴天霹雳般的通知,说是老爷子生前立了遗嘱,指他精明能干,在古晋的人脉网络辽阔,日后必有一般更大作为,所以把所有的家产,全遗留给新加坡的妻儿,只在遗嘱上列明,从新加坡3间店产所征收到的租金,按月拨给古晋的遗孀张淑恭作生活费。
友海在辞世时,于古晋所留下的资产极其丰厚,除了友海街的店产外,还有友海公司、神庙街的硕莪厂、打铁街的18亩地产等等,这些资产随着王友海的与世长辞,全归由他在新加坡的妻儿所拥有,古晋这边厢的儿女则无福承受遗产,表面看来,王长水依旧是友海公司的大当家,实际上他只是家族公司的雇员。
正因为友海街店铺群的真正业主,是王友海在新加坡的那房妻儿,他们除了按月收租外,罕有斥资对店产进行保养,如此一晃就半个世纪,店铺群显得陈旧不堪,就如中华茶庄第二代掌柜王福才,在2004年受访时,回忆他初抵友海街的印象说:1932年随父亲到古晋时,他已是位7岁的儿童,当时的友海街非但还是条牛车行走的碎石路,且街道上的商店群都很陈旧昏暗,店铺外观老态毕露,而那年头的租户,只求有个店面作生意,不会在装修上下功夫,也不舍得花钱装电灯,仅在案头点了盏煤油灯来照明,所以既使在白天,店内都是黝黑一片。
到了战后,王友海在新加坡的那房人,以每栋几千元到万多元的价码,陆续将友海街的商铺群脱售,而原是租户身份的中华茶庄老板,亦在60年代间,以2万多块钱向王家买下他们租了30年的老店。
事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60年代间分家后,新加坡的业主顿成了外侨,而按照条例,外侨在马来西亚拥有产业出租,必须将租金的六成缴交予政府,换句话说,业主每收1百元的租金,就得缴付60元的税收。
加上当年有租金管制法令,业主不能随意加租,又不得任意撤消租约,王家在新加坡的后人为此叫苦连天,更何况政府限令业主必须在店铺内修筑卫生化粪池,这种种的措施,使新加坡的业主深感继续保有店产将很不划算,所以便作价2万多元,把店屋卖了给王家。
时至今日,王友海在新加坡的后人,已没有任何店产在此街道上了,而近半个世纪来,各老店不断的更换业主,经营形态也跟着改变,让人有物事人非的感慨。
但最让人奇怪的是,此一地区的店产行情与租金,却远较海唇街来的低,而且街道左右两侧的身价差距颇大,尤其是在2008年前后,当政府在友海街右侧店背,开了一条连贯花香街与敦哈志奥本路的新路后,此一排背后有道路的老店,突然身价百倍,无论是店价行情或是租金,都远远超越了一街之隔的左侧店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