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答街望族篇】之老报人梁国信（上） 亲历独立前后的政海波涛

战后父亲梁浩然卖掉高原路的27亩胶园地，把妻儿安置在三角坡（达闽路）一栋租来的店屋二楼，并把卖地所得的3千元，到斯里阿曼省的浮刹镇设创硕莪粉厂，并购置一条旧货船，自己当起了船主，川行于沿海各城镇之间，奈何此货船在1948年失火焚如，梁老关掉硕莪粉厂，再购置另一架名为“胜利号”的货船，川行于古晋诗巫间。

后来李永桐收购位于敦哈志奥本路（大石路），邮政总局对面的张华安百货公司，并要女婿梁浩然协助打理，从此时起，梁家就住进此栋店铺的楼上，而国信也被送到邻近的圣多玛小学就读。

1951年前后，《前锋日报》大股东胡文虎，准备停办才发行1年的报纸，为此梁浩然说服丈人李永桐接办，还毛遂自荐要负责打理此报馆，李老接受女婿的游说，在1952年把报馆顶了下来，交由浩然公去管理，也让国信君就此和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当浩然君接掌《前锋日报》时，国信才12岁，但他已经被训示每天放学后，必须到报馆当帮手，主要的任务便是协助铸造铅字的工作，原来梁老对版面的要求很高，务求报纸上的字体必须清晰，所以购置了一部铸字机，聘有专人雕刻字模，而国信几兄弟就轮流操作铸字机，和用砂纸磨刷铅字，这种刻板工作倒让他学会了很多的华文单字。

实际上国信君曾念过3年的华小，于报馆帮忙铸字，他仔细的留意这些字粒的部首和笔画，再向编辑们请教，因此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使受英文教育的他，能讲也能写很多华文，同时在耳濡目染下，渐渐的对新闻工作产生浓厚兴趣。

骑脚车客串摄影记者

记得在15岁，还是中三的时代，当报馆人手不足时，国信便会背起相机，骑着脚车赶场跑新闻，开始客串摄影 记者的角色。

早年古晋的报纸很少有刊登新闻相片，但前锋日报最先引进制作电板的技术，所以版面上大量使用图片，而国信君就在拍摄了各类新闻图片，并将之冲印成黑白相片后，再口述相关的讯息予报社的记者撰写成新闻。

50年代底到60年代初，是砂拉越政海风起云涌的年代，在父亲报馆客串摄影记者的国信君，有幸见证了不少的
历史性场景：

例如在1959年中，他奉派代安利酒楼，拍摄人联党的成立晚宴，当时一些左翼的党领袖都轮番上台演讲，情绪激昂慷慨。

结识很多政坛红人

1961年4月间，他的一位伊班籍友人史帝芬加隆宁甘拨电话到报馆给他，邀他立即到大石路福海餐厅吃包子，当他抵达时才被告知，原来英殖民地政府已批准砂拉越国民党的注册申请，他手上所持的正是刚刚在邻近省长公署所领取的相关公函。

国信君的父亲浩然公在当时也热衷于政治活动，为砂拉越国家统一党的要员，有了这层关系，他认识了很多当年的政界红人，记得有次他到国统党主席拿督邦达的家采访，就看到还是公务员身份的阿都拉曼耶谷，正在为该党妇女组成员主讲政治课题，没想到他后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成了联邦教育部长、砂拉越的首席部长以至州元首，还和国信君有一段恩怨情仇，此为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还有一次，准备筹组保守党的天猛公朱加，联合陈何遵沿拉让江走访各长屋一个月，国信应邀跟随摄影，回想起这段往事，国信直言他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朱加与陈何遵，都和他父亲一样，是国统党的领袖，为何又会要另组炉灶？

后来他总算搞清楚，真正的黑手是英殖民地政府，英国人暗中扶植一些精英，支持他们筹组亲英的政党，好像保守党和砂华公会等等，以便将来砂拉越独立后，藉由他们继续发挥影响力，所以他们沿拉让江访问所使用者，便是政府所供应，装有摩多的长舟。

由于他的新闻与图片天天见报，虽然还在求学，但已俨然成了名记者，所以引起英殖民地政府新闻处处长的注意，主动献议提供奖学金给他赴英国攻读新闻课程。

获奖学金赴英读新闻课程

1961年中，梁国信在新加坡登上大英航空公司的“彗星”航机，启程飞往伦敦，当年的民航机，没法作长途直飞，沿途要在好多个城市停留和添油，而恰好当时传出有架同类型飞机在埃及坠毁，以至国信君的双亲为他担心了好一阵子。

安全抵达伦敦机场后，他马上前往位于市中心的新闻学院（后来正名为东伦敦大学）报到，并开展了他在英国为期一年的专业课程，过后他被安排到英国中部的一间报馆实习，跟随资深的记者跑新闻。

为期一年半的专业课程和实习结束后，英国政府还安排他免费环游英国一个月，跑遍全英各个大小城镇，使他视野为之大开。

此趟英国行，让他对新闻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特别是在接触到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的大小报章，和生活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下，思想难免受到重大的冲击，并从初期的文化休克感，到后来打通思绪的“任督二脉 ”，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满载着使命感归国的新闻人。

回到古晋时，他父亲浩然公正忙着他的政治工作，因此索性把报馆的管理棒交予他，于是他便以总编辑的身份接掌《前锋日报》。

自从梁浩然主理《前锋日报》后，便定下维持中立的办报立场，国信君在接棒后，继续维持中立的立场，这比当时壁垒分明的左倾或是亲英报章，新闻尺度来得更宽松，同时也得到读者群的爱戴。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刚放洋回来的国信君，决定仿效英国的报章，改革《前锋》版面与内容，当时他提出的论点是，一份报纸象是一桌琳琅满目的各色佳肴，必须满足各种口味的食家，所以要全面刊载政治、社会、体育、经济新闻，除了顾及男性读者，也不能忽略女性读者群，所以要备有妇女、娱乐，以及文艺等副刊。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版，都要有劲爆的新闻，国信的日常工作，便是询问负责不同版面的编辑，准备刊登怎样的材料，如果他觉得不够“呛”，便会指示编辑换上更吸引人的“菜色”。

殖民地到独立初的本地报章，习惯用首版来刊载国际新闻，本地新闻无论如何重要，都无法登上首版，国信君打破了此框框，将本地新闻搬上首版，且坚持自己标首题。

事缘当时的编辑，在标题上延续旧式的传统，不仅用字四平八稳，而且还有主题、副题之类的老八股，但国信认为要吸引读者在报摊前，林林总总的各类报纸中，掏出一毛钱来选购某份报纸，首题的标题必须能先吸引他，所以他废除了老八股式的标题，沿用西报的做法，以简单的几个字，精准的标出重点，这一转变果然使《前锋》在报摊上很吸睛，成了零售的当红炸子鸡。

满脑都是新闻点子的国信，在日常的编采会议上，都会列出当天的热门新闻爆点，希望这些爆点能广泛引起讨论，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与追看，诸如在已故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1年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计划后，顿时引起很大的回响，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落，报纸更成了两派人马的辩论竞技场。

另有一些人认为大马计划势在必行，于是开始理性的讨论要以什么方式，什么条件来参组马来西亚，《前锋》当年刊登了很多不同阶层人士所提出的看法，其中很多在后来被接纳，而成了“廿点立国契约”的主要内容。

烧热话题不仅能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能把真理越辩越清，这便是报纸的使命之一，而在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独立初期，砂拉越政坛风云诡谲，报纸不愁没有新闻或话题爆点，尤其是第一届州内阁地震频繁，更为报纸增添了许多精彩的报道素材。

恰恰在此动荡的年代办报，国信亲眼见证了很多珍贵，终身难忘的历史场景，就象当时首席部长拿督史迪芬加隆宁甘，与成员党阁员和联邦政府的大斗法，便足以让年轻的他看到眼花缭乱。

政治斗法眼花缭乱

他记得在1965年出初，他的一名巫籍记者史纳威接到宁甘内阁的一位部长的内幕消息，透露在不久后，州内阁将有大地震，一名巫籍部长将挂冠求去，国信审阅了此文稿后，便在翌日刊登出来。

当时的首席部长拿督宁甘看到新闻后大动肝火，马上报开记者会，并邀各报总编辑出席，在国信赶到当时位于中央警署后方的首席部长公署时，但见拿督宁甘和全体阁员坐成一排，而各报总编辑则坐在另一排，国信则被 安排坐在楼梯口的一张椅子上，独自面对两排人，形成了“袋鼠法庭”之局。

宛如遭到公审的梁君才坐定，拿督宁甘便发难，责问他究竟那个部长会辞职，同时要他公开消息的提供者，在工作岗位上已磨炼了很多年的梁君，倒没有被此阵仗所吓倒，他以不提供新闻来源等理由，拒绝回应宁甘的逼问，最终此记者会也就不欢而散。

两个月后，宁甘的内阁果然发生第一轮的大地震，确实有部分部长因不满宁甘的土地政策而请辞，并在联邦的支持下，部署拉他下台的一系列激烈整治活动。

他犹记得联邦政府在祭出百般法宝，都难以把拿督宁甘从首席部长宝座拉下来后，便在1966年9月15日，宣布砂拉越进入紧急状态，且在四天后，也就是9月19日在国会通过“紧急（联邦与砂拉越宪法）法案”，赋予砂拉越州长（现称为州元首）有权召开立法议会会议，和革除失去大多数州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职位。

显然是冲着拿督宁甘而来的这条修宪案，很快就发挥了最大功能，砂拉越州长在三天后便援引它，行使职权召开立法会议，唯一的提案就是向首席部长投不信任票，结果是25名议员投了不信任票，3名官委议员弃权，宁甘阵营的6名议员均缺席，而人联党的议员和独立人士麦耀琳，则在投票前退席抗议，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宁甘挂冠下台。

创办英文《永革日报》

这整个过程梁国信都在场采访，他随后还陪同下台的拿督宁甘，从当时的立法议会会议厅（即旧的高等法庭大厦），步行到半公里外的州务秘书署，随同他到9楼的首席部长办公室，但见脾气向来火爆的拿督宁甘，再也按捺不住的猛拍桌子怒道：

“我一定要再回来”，可惜发出此豪语的他，至死都没有实现此心愿。

就在忙于改革《前锋日报》的同时，梁国信也着手筹办英文报，他向来觉得当年砂拉越的西报，全都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操纵，刊载者尽是亲英的言论，十足是政府的传声筒，加上他父亲当时的选区里，马来籍选民占了决定性的大多数，创办一份英文报，不仅能各阶层民众多了一个发声的管道，同时在选举时，还可帮当候选人的父亲一把，于是他在60年代中叶，创办了英文《永革日报》。

年方廿几岁，便已是一家中文报和一家英文报的总编辑，梁国信在马来西亚报业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可能也会后无来者，只是荣耀的背后，他可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