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答街望族篇】田考家族④ 田祈顺长才未尽

于田祈顺的掌政下，振安号不仅经营硕莪粉、胡椒、燕窝、甘蜜、树胶、日罗东、藤等土产的出口生意，也是米粮的进口和批发商，同时还有矿业、园丘种植业以及航运业，旗下的硕莪粉厂、公司分行与联号遍布州内各地。

创立华人银行筹建福建义校高瞻远瞩的田祈顺，在1900年前后，发起集资开办华资银行，在他的游走下，注册资金25万元的“砂拉越华人银行”终于诞生，并由他出任董事经理，于此同时，他也和王长水、许宝开等合资经营“砂拉越油较公司”，引进机械生产白米和清香油。

商场上大掌拳脚，把家族生意伸延向多元化领域的田祈顺，于运筹帷幄之馀，也热心民族教育与公益事业，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在20世纪初旬，次任拉者查理士鉴于古晋尚无一间正式的华文学校，所以建议田祈顺去筹备建校的事宜。

可惜就在他积极筹办“福建义校”，即后来的“一小”时，却不幸患了重症而在1910年逝世，享年46岁，他的办学遗志转由华人总侨长王长水等承继，“福建义校”终在两年后开学，虽然如此，后人每一提起一小时，都会提到是他与王长水等人所合办的，因而田老若在泉下有知，英灵也该感到告慰吧。

下半旗致哀

由于与拉者王室关系密切，且长期来对社会公益有着显著的贡献，田祈顺谢世的消息传入王宫后，拉者即下令“举国”下半旗致哀，成为首位享有此等殊荣的华族领袖。

长才未尽的田祈顺娶有4房妻室，谢世后遗下了6名儿子贵英、贵祖、贵耀、贵宗、贵泉和贵盛与多位女儿，他生前除了掌管振安公司与数目众多的关系企业外，还拥有马蹄斯路古晋中学和附近地区数十亩地的产业，取名为振惜园，而他的私邸便是后来晋中“明德楼”的所在。

同时在福州第二路，他也拥有大片的地产，而他与二姨太黄氏的遗骸便合葬在那里，可惜在他辞世后，后人陆续把周围地段脱卖，如今只剩下他夫妇两的坟墓，孤零零的留下来。

祈顺六房儿子中，五子田贵泉为一名工程师，早年移居新加坡，老幺贵盛则留居大陆田厝村的故居，而他与二夫人黄氏所生的次郎贵祖和四子贵宗，因活跃于商界与社团，知名度毫不逊色于先人。

排行老二的田贵祖（1891—1978），在16岁毕业于圣多玛教会学校之后，便被父亲安排到振安公司内“打杂”，两年后升为出纳员，父亲祈顺在去世后，他被叔父调往家族的另一间公司“振兴五金行”当经理。

一年多后，他的五叔王祈旺建议他承顶下“振兴”的所有股权，从此这家座落在海唇街的五金行，便由家族生意中抽离出来，由贵祖独资经营，他后来曾向儿子克精回忆说，在那时恰好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的建筑五金材料价格爆涨，而他的振兴号恰好储存有大量的铁条、洋灰、锌片等等，以致让他猛赚了一大笔。

贵祖购地盖华厦

1911年田贵祖与王霞卿缔结良缘，他在上世纪20年代，以数百块钱的当时货币，买下万福路由现在救世军男童之家，至兴都庙这片面积约2.75依甲的土地，计划建筑豪宅让妻儿居住，由于那洛地段较为低洼，在盖房子前，共填了2千多“牛车”的泥土，才以4千元的价码盖了间双层的洋楼，他一家人在1928年迁入此大宅院，直至50年代，在当时的华民政务司穿针引线下，卖给救世军成为收容孤儿的“男童之家”。

且说田贵祖在经营五金行一段时日后，他再应五叔祈旺的邀请，结束“振兴”的生意，担任重组后“振安兄弟公司”的经理，然而没多久，这家公司就因各房人要求分家而结束营运，贵祖也跟着提早“退休”。

在这期间，石隆门的淘金热方兴未艾，他也很想看看自己是否有祖父田考般的“点石为金”的运气，所以便和弟弟贵宗各出资三千元，与另一位友人合伙到石隆门开矿，两年后证明他们并没有阿公般的佳运，兄弟两各亏了几千元收场。

采矿触礁后，贵祖退出商战，靠着家产与妻儿在万福路私邸过着悠闲的生活，于40年代，一位印度籍领袖登门拜访他，要他割让部分地段来盖兴都庙，田老应其要求，以半卖半送的方式，割出约四分一依甲的土地给该社群，兴建迄今尚留在原址上的兴都庙。

田贵祖与妻子王氏，育有4名儿子，长子克龙在193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为一位建筑工程师，次郎克蛟，三郎克贤都已谢世，四子克精（73岁）之前从事建筑业，现已退休，并居住在父亲留给他位于万福路的“古董级排屋”中。

原来在战后，王贵祖便策划在豪宅前划出点4依甲的地段，兴建6间双层的排屋，准备分给儿女或出售予有兴趣者，于是就由拥有工程师学位的长子克龙负责建设，而建了这排算是古晋最早期的排屋。

鉴于排屋落成后无人问津，且在1951年，他又把洋楼卖给了救世军，所以田老便搬到这排屋来住，且将其余的几间分赠予众儿女，如今这六间排屋中，除了一间是由“外人”所拥有外，其余5间的产权，尚握在贵祖后人的手中。

贵宗活跃于华团

与贵祖同母所生的贵祖宗，是田祈顺家中排行第四的公子，他和乃父一样颇有大将之风，同样是学贯中西的儒商，尤其是精通于英国文学，可贵的是他虽在豪门中长大，但却全无纨绔子弟的劣习，生活节俭、处事勤奋，倒有祖父田考当年的遗风，所以也甚得叔父与堂兄弟们的器重。

他曾在振安公司内协助打理家族生意，后来各房人分家后，贵宗即与人合资，在中国街创设了“共济公司”，专门经营收购日罗冬之类的杂产业务，生意额还算不俗，并在达闽路其五叔祈旺的“田庄园”对面，兴建了一座双层的独立式洋楼供家小定居。

实际上而言，田贵宗的经商生涯并不怎样顺畅，但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历任多届的福建公会副主席要职，更在1936年与杨继祖、吴耀池和田裕隆等乡贤，合创了诏安公会，并出任主席要职，直至1953年病逝时，才卸下领导会馆的担子。

当1941年杪日蝗军攻占古晋后，田贵宗曾因参与援华抗日的活动，惨遭日本宪兵队所逮捕，在冤狱中饱受折磨，战后虽然恢复自由，但家庭生又发生巨变，同时生意也陷于逆境，当真是厄运连连。

难得可贵的是，他遭遇此等接踵而来的巨变，却仍能坦然面对，卖掉达闽路的豪宅，于浮罗岸租下店屋安置家人，过着淡泊自甘的简单生活。

最值得称颂的是，纵然他的生意一窍不振，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但却能全心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除了担任诏安公会和福建公会的正、副主席要职，也受英殖民地政府委为议员，直至1953年撒手尘寰为止，他膝下的三名儿子即田委梧、田委桐和田委建皆已做古，他们的后人则在多个领域中颇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