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竟藏着一座皇家石窟？（下篇）

一段北齐旧梦
 
要安置这么多人口，曹操营造的邺城显然不够。赵立春在当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民俗学调查，发现响堂山脚下有村子叫“胡村”，当地还有不少安姓、康姓的家族，这两个姓氏正是胡人汉化后的简化姓氏。就在距离响堂山不远的武安市，还有村子名为“洛阳里”。在赵立春看来，这正是北魏的游牧民族一路从平城迁到洛阳又从洛阳迁都邺城后，大部分人安家在响堂山附近的证据──在北齐初建、平定了战乱的数年时间里，皇家选定鼓山山腰、滏阳河源头，主持开凿石窟。
 
响堂山石窟的建造目的、功用与龙门和云冈完全不同。北魏早期，第一任“沙门统”高僧法果提出“帝即当今如来”的主张，拜天子就是拜佛，使得佛教造像出现了佛与帝王的合身像，由此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龙门石窟也受到了云冈的影响。“云冈石窟是僧侣为皇权所建，但响堂山石窟是皇权为信众而建，北齐皇权要打造的是一个佛经中记载的佛国世界，作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和期盼。”赵立春说。所以龙门和云冈石窟中有经变故事，有佛传故事内容，但响堂山没有，因为响堂山石窟参考的蓝本绝非“中原风格”，而是石窟造像的起源地古印度，这就揭开了响堂山石窟“复古”且与另外两个皇家石窟风格迥异之谜。
 
这似乎也能为刻经洞的出现提供一定的解释──在响堂山最具代表性的大佛洞南侧，洞内石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数万文字，这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石窟中唯一一座满壁文字的洞窟。这些字有的大如斗状，有的小如铜钱，总计5万余字，据北响堂刻经洞外壁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历时5年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佛说孛经》《胜鬘经》，因其首创石壁刻经，故被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响堂山石窟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从此，这种石壁刻经的做法流传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等地，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刻经文化体系。
 
根据佛教哲学，时间和空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结合在一起，三世的概念在佛教中非常重要，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流转。赵立春认为，北响堂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洞窟──北齐皇室开凿的北洞（大佛洞）、中洞（释迦洞）、南洞（刻经洞），正对应了“三世概念”。佛国世界当然要有佛经，但释迦牟尼出生前和他开悟传教的时代都没有文字，口口相授，文字出现在他涅盘后，因此北洞、中洞一个文字都没有，文字集中在南洞。
 
至于曾经被怀疑为高欢墓穴的大佛洞中心柱顶小室，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一般而言，窟内中心柱就是佛塔的象征，印度塔庙窟中的佛塔，中亚和新疆地区发掘出土的早期佛殿和中心柱窟，都清晰展现过中心柱的功能。何况，大佛洞洞窟外立面上有浮雕覆钵佛塔，再加上主室四壁的塔形列龛，都在一步步强化佛塔的意向。既然整个石窟由外到内，都是佛塔的象征，那么，中心柱顶部的小室，更可能是佛塔顶部的天宫，其功能则是存放舍利这类的佛教信物。洞内一个曾被认为是水井的构造，则很有可能是地宫。
 
类似的结构新疆克孜尔石窟也有，且它的石窟平面和空间都与响堂山石窟相像。作为中国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克孜尔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了300年，壁画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情。如果都是直接以古印度石窟为蓝本，那么响堂山石窟绕过了佛教传播路径中的敦煌、平城、洛阳……直接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对话，就很说得通了。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曾写道：“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受印度影响最重者。”
 
可惜北齐存续的时间只有28年，石窟凿成，国家覆亡。580年，北周权臣杨坚平定邺城叛乱后，下令毁掉邺城宫室，将当地百姓南迁。既然又要迁徙，不少人选择回到洛阳老家，其中就有不少参与过修建石窟的工匠，他们把“北齐造像模式”带回洛阳，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中晚期造像，开启了隋唐的写实与浪漫之风。

漂泊百年 魂归故里
 
如今，昔日帝王的行宫早已荡然无存，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龛雕像却保留了下来，行走其中，除了震撼，还有惋惜。石窟中大多数独立的造像已被盗凿，浮雕被人切割窃取，留存下的石像也几乎没有头部和手部。人们只能透过这些残损的遗迹，去想象其开凿之初的壮观和绚烂。
 
这些破坏，当然有千年以来自然的侵蚀，更多却是人为。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推行禁佛令，响堂山石窟遭到第一次严重破坏。此后一千多年的动荡和战乱对石窟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耗损，但真正的浩劫发生在近代，经卢芹斋等文物贩子之手，包括响堂山在内的不少石窟艺术品，辗转于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山脚下的常乐寺金代三世佛殿遗址前，所有佛像的头部都已佚失流散，只剩身躯不动如山，接受千年后的日晒雨淋、礼拜观瞻。
 
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峰峰矿区委托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响堂山石窟海外文物的数据收集和扫描工作。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高级顾问蒋人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于2004年启动了“佛教石窟项目”，集中研究河北响堂山石窟。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工作组收集了石窟及造像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信息，并利用最新三维成像技术对流于海外的北响堂山造像进行了大量的数字记录和存档。2010─2012年，响堂山石窟数字化复原和研究成果在美国五所博物馆巡展，产生了相当大影响。
 
然而，文物“回家”的路并不容易，很多海外华人学者为了收集文物信息，奔波各地。“如果文物被收藏在博物馆还好一些，至少有公开信息。如果在私人藏家手中就非常困难，人家不愿意提供信息也很正常，毕竟涉及个人隐私。”李利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文物收藏单位或个人愿意提供文物信息，与持有人沟通、合作，再携带设备逐一扫描、比对，都是难以想象的复杂而烦琐的艰巨工程。
 
目前，经过国内外学者们的协同调研，已经摸排到148件散落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手中的响堂山石窟物件信息。通过使用石刻和洞窟的三维数字模型，学者们发现多数流散至海外的响堂山石窟造像来自北响堂山南洞，并确认了它们在石窟中的具体位置。三维数据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证明这些石刻造像被凿去的方式，包括凿痕和断裂的角度，三维图像则证实了许多南洞造像残块的断裂轮廓和南洞石壁上的残迹完全符合。
 
2019年开始，赵立春带领响堂山石窟研究院陆续与芝加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熠腾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外机构跨区域合作启动“数字响堂”项目。2021年，由赵立春担任总策展人的响堂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昔日回响──响堂山石窟数字复原展”“从中亚到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等一系列展览对观众开放。被损毁的刻经洞经过三维数字化获取、建模和处理，实现了数字复原。还有六件百余年前流失海外的造像，借助虚拟数字化建模技术，通过3D打印1:1复原，“回家了”。数字展示中心落成那一天，在响堂山工作多年的研究院工作人员，看到借助3D打印得以再现的造像，忍不住落泪了。
 

利用3D数据实现文物复原同样不容易。赵立春介绍说，按照3D打印的高分子材料固化成型后，笔触比较柔和，而要想真正还原石刻的原貌，他们需要在3D打印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依照古法用矿物颜料、现代画材为其进行色彩还原。就这样，历时3个月时间，经过多次推敲和反复修改，六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和造像残件成功完成打印，在国内首次与观众见面。未来，响堂山石窟研究院计划完成17件流失海外文物的3D打印，还有全部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和复原。
 
2023年，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贾濯非的团队也加入了“数字响堂”项目，从2020年开始，他已经和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一起开启了“海外流散中国文物数字工程”。贾濯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的团队会对文物进行3D全信息数据扫描并建立数字模型，然后进行数字模拟修复并进行多媒体影视制作，最后还可以结合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对文物进行逆向仿真实体重建。很多人说这是“文物数字回归”，但贾濯非认为称作“离散文物数字化超时空重构复原”更准确，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却是现行条件下较好的选择，能让公众对当时的文化艺术和历史有更完整的认识，并为与此相关的文化艺术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可能。
 
以往，因为北齐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属于小众，造像被盗凿又比较严重，响堂山石窟的名气远远匹配不上它的价值。近些年，随着使用裸眼3D技术、打造洞窟全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和峰峰地区在石窟寺学术研究、展示利用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进展，响堂山石窟一下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宠儿。邯郸市博物馆里的“网红”──“邯郸微笑”佛头就出自响堂山石窟。
 
峰峰矿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响堂山石窟的外地游客占比已从10％提升至75％，年轻客源占比由20％提高到60％，实现了从“本地客”到“外地客”、从“单一游”到“文化游”、从“中老年”到“年轻态”的蝶变。
 
蜂拥而至的游客给文物保护带来了压力。最近，赵立春正在呼吁为响堂山石窟建立更科学的游客管理办法，例如测算每日最高承载量，例如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手段以年为单位检测石窟的细微变化，随后根据变化调整管理和保护措施。新的技术可以让流散百年的文物“复原”“合璧”，同样可以为古迹的延续带来助力。
 
这里的浮雕和造像见证过历史的残酷与苍凉，也目睹了文化融合的文明之光，赵立春总说它们不仅属于我们，只有把它们完好地交给后人，才对得起石窟。毕竟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千年里，唯有石头顽然不动，它们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汹涌而过，敷金彩绘会剥落，帝王将相终成尘烟，唯有它们，看北朝人，也看着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