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第一大省”，真不容易（下篇）

2018年，永乐宫文物保管所升级为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工作重心更专注于文物维护与研究上面，启动了壁画病害治理、石质文物病害分析及修复保护、数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其中，还包括对搁置已久的档案与构件进行全面梳理。

当初，永乐宫在搬迁时留下了大量材料、馆藏文物以及400余件被复制品替换下来的附属建筑原件。碍于精力所限，它们一直深锁于库房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近几年来才开始被着手整理。一部分琉璃件、泥塑等已经或者正在修复，两万多份搬迁档案也陆续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并借此逐步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在这过程中，还有近百件与永乐宫宗教活动有关的古籍文书被发现，其中五件元朝时期道教度戒牒文书和一卷宋金印刷版的《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弥足珍贵，对研究彼时全真教发展和永乐宫重建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佛光寺的情况与之相似。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座晚唐古刹的研究一直使用着梁、林当年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测绘工作重新进行，特别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维扫描和全站仪，将原本厘米级的数据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进而也对诸如大殿用料等级、建筑比例关系等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判定。

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又联合实施了一次全面的数字化调查，通过大量影像和数据算法处理，构建出了细节清晰的三维色彩模型，成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续全面呈现的翔实档案。在采集过程中，东大殿南次间弥勒像木构像座内部的横枋上首次发现了一处墨书题记，字样为“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

此外，借助碳14技术，梁思成最初做出的一些判断还获得了进一步的验证。“比如东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画，白色颜料在氧化后变成黑色，梁先生认为其与敦煌壁画的样式、状态相像，认为其为唐代所作。通过碳14分析，我们发现拱眼壁泥层里的草秸确实是唐代的，作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显示的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说。

同时，另一些判断也在接受着校正。王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大殿外槽南尽间的法师像，曾经被梁思成认为是主持兴建佛光寺的愿诚和尚，但经过碳14检验，塑像泥胎里的草秸实则为明代之物。“根据碑刻文献记载，明代有一位本随和尚募化布施，对衰败的东大殿和文殊殿进行了修葺，并新添了296尊罗汉塑像。所以这尊法师像应该是为纪念本随而塑。”

不止于此。就在永乐宫与佛光寺各自不远的地方，还分别有一处兴建更早的道教宫观与一座年代更久的唐构木建，它们在前者斐然于世之际尚不为人所知，却在重新亮相以后同样更新和拓展着人们对于古代建筑遗存的认知边界。

当永乐宫已经开始准备搬迁的时候，其新址西北方向不到两公里的广仁王庙才被注意到。这是始建于唐大和五年（831年）的一座道观，但因为对碑文年号的误读，一时被当成了金代建筑，以至于在1958年的大修中，腐朽的檐椽外端被直接锯掉，墙体形式也被改变，中唐风韵所剩无几。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前，广仁王庙长期只是县级和省级文物，甚至直到1983年，正殿都一直被用作村小教室。

距离佛光寺50公里的南禅寺，其命运倒不似广仁王庙这般多舛。尽管梁、林等人未能在他们的山西之行中遇见这座先于佛光寺东大殿75年落成的唐构佛殿，但它依然在1961年时被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禅寺并未遭受过更大的破坏。只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修缮，却在如今成了一道提供给文物保护的反思题目。

南禅寺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维修，至近代已呈现出特征明显的明清风格。1974年，大殿接受了一次全面整修，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将门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顶的鸱吻、悬鱼、博风板参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国及宋代《营造法式》重做，脊槫与平梁之间宋代添配的驼峰、瓜柱、栌斗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画被去掉。同时，清代的两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台明、月台、散水旧基则得到复原。

修缮过的南禅寺唐风十足，历代补葺的信息消失不见。但站在今天回望，这种举措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经典问题：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换，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吗？事实上，当初修缮的主持者、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后来也说过：“虽然我们也费了许多时间，但结果是不理想的。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办法。”
在王小龙看来，当时的选择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那个时代古建筑保护专家学者们经过大量研究和讨论做出的决定。“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在不断发展，不能因为理念变了就否认前人的工作。”

艰难与出路

有关古建的保护与传承，永远都是一道不断待解的题目，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定理。何况就山西而言，仍有许许多多的题目刚刚或者尚未写下那个起始的“解”字。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境内现有53875处不可移动文物，28027处是古建筑，其中元代以前的木结构遗存就有495座，约占全国的85％。所谓“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虚言。如此庞大的古建规模，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每年，山西省投入在文保上的资金有近2亿元，但依然面临财力、人力紧张的局面，即使是一些省保、国保单位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

临汾市襄汾县的西南部汾城，有一座古镇，始建于唐贞观七年，保存有金大定二十三年到清末的建筑遗构12处40余座，于2006年被作为一个整体划入国保单位。但不同于省内以平遥为代表的一众古城，已作为一张文化名片迎候着四面八方的如织游人，汾城古镇至今仍处于未开发状态，不但有不少明清民居闲置甚至荒废，就连年代最为久远、价值最高的文庙也还没有修整完全，依然可以看到其曾经作为学校的使用痕迹。

襄汾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殷茂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汾城古镇日常的维护只有两位正式工作人员，另有四名退伍军人负责全天24小时的巡检。“基层就是这么个情况，缺人、缺钱、缺设备。”所幸，得益于国家文物局2008年启动的“南部工程”，古城内主要建筑进行了一遍全面维护，得以保持在一个健康程度，2021年还进行了西城门的修复，同时也对西城门至北城墙外的环境做了治理。

这两年，随着网络传播，汾城古镇正在更多地为外界知晓。许多人被其朴素、原生的样子吸引，纷纷想要来此体验“时间静止”的感觉。不过，这份热情却让殷茂光颇为烦恼：“宣传古镇确实很好。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景区，大家把它当成景区，结果来了以后进不去建筑里面。可如果我们把门打开，又缺乏基本的接待条件，反而让大家觉得太差。”他说，县里现在也很重视古镇的开发，已在与中铁十九局洽谈，如果合作达成，这座古老的城池终有一天会张开迎接远方的怀抱。

尽管有着各种实际的窘况，像汾城古镇一样的古建遗存终归在文保体制中占据着一个可观的位置。相较之下，低级别古建的处境还要艰难得多。2022年，山西省文物局组织了一次专项调查，统计出省内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一共存在50693处，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零散，约80％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倘若对这些险情实施重点抢救和恢复，总计需要投入约80亿元资金，实施全面修缮和保护则要增加到200多亿。

过往，央视等媒体都曾报道过一些低级别古建疏于看管和养护，甚至频频失窃的情况；一些古建爱好者也经常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出呼吁之声。2021年，一场罕见的强降水，更导致了大量古建不同程度受损，引发一时关注。

其实早在2017年，山西省便推出了“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在那之后，一些低级别古建经由“认养”方式得到了修缮和保护，襄汾县南贾镇的仓头伯王庙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年久失修，这座元代的乡间小庙几年前出现了西山墙开裂、后墙坍塌的情况。2019年，当地一家名为“唐人居”的古典家具公司与镇政府签订了认养协议，花费九个月时间完成了修复，而且此后的日常维护也由其负责。“一是防火，殿内现在都安装了监控，也配备了灭火器，如果有火情可以第一时间应对。二是村里每天都会有人巡视，我们每星期也要过去两次。另外，我们有自己的建筑队，保护性的小修小补，自己就能干。”总经理毕红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文明守望工程”，山西省文物局还在2022年年底联合省财政厅，鼓励市、县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全面保护。据悉，该政策的基本设想是用10年左右时间，全面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险情排除率达到百分之百，用5年左右时间，建成市、县保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并与国保、省保单位安全监管平台形成联网。同时，伴随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发起“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分布分散的山西古建资源也正在得到相应的整合与开发。

针对基层文物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山西在2022年还出台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计划到2025年为县以下基层文博单位培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段恩泽介绍说，目前该计划已招收两届学生，将近220人。

古建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它需要更多思路，也需要更多力量。在襄汾县中兴村，便有着一群特殊的文保人：他们全是满头银发的老者，自发组建起了一个“襄陵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致力于为当地古建和文化遗产奔走呼号。其中一位退休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情怀：“人总得活一辈子，总要做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在她的不远处，立有一块功德碑，铭刻了一位因操劳于村中城隍庙修缮而不幸辞世的协会成员，那是她相伴一生的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