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 林徽因山西惊鸿一瞥改写了中国建筑史(下篇)
- 登载于 中国万象
刚刚出版了新书《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的中国台湾古建学者李乾朗今年已经76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30多年追随梁思成当年的足迹,踏访考察中国各地古建筑。在他看来,中国木构建筑在唐宋发展到最灿烂的顶峰,而宋朝工匠的技艺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驾驭结构而不为其所役
从汉唐到宋,历代政治和经济中心不断从西部向东部转移,南宋时,都城又从开封南迁到了杭州临安。“从唐到宋,由北到南,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慢慢与长江流域融合在一起,体现到建筑上,宋代木构几乎是集南北之大成。”李乾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把宋代大木构比作书法,如果说唐代大木构如同楷书、隶书一样工整,到了宋代,这些建筑艺术家开始了更自由的艺术发挥,“他们想写草书了”——宋代工匠开始创造特殊的斗拱。
在木制建筑中,斗拱位于立柱和横梁交接处,通过榫卯技术连接,不使用铁钉,保证了建筑的稳固。在唐代,斗拱通常为直角,到了宋辽时期,斜拱出现了。例如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陵川县南吉祥寺等,斜拱与建筑面呈45度,不仅增强了结构的稳定性,还让斗拱的外观看起来更加华丽,仿佛一朵盛开的莲花。这种独特的倾斜角度,让建筑展现出灵动和活泼,斗拱向装饰性转变,工匠们开始驾驭结构而不为其所役。
在宋代木结构建筑代表晋祠圣母殿,斗拱的调配与形制更是复杂多变,上檐与下檐不同,柱头与补间各异,昂的变化简直穷其技巧。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描述过圣母殿的斗拱制作:“下檐斗栱,柱头铺作,出平昂两跳,单栱计心造,其昂两层,实以华栱,而将外端砍作昂嘴形者,为后世常用之昂形华栱最早一例。”圣母殿的斗拱造型精致华美极具美学意义,同时具有结构强度意识,还通过复杂的技巧节省了用料。
走访了那么多宋代建筑,李乾朗对晋祠圣母殿的记忆最清晰,它是中国现存古代建筑“副阶周匝”作法(指在建筑主体以外另加一圈回廊的做法)中的最早实例。殿前如大鹏展翅的石柱桥“鱼沼飞梁”,是古代木结构建筑抬梁式的做法,但是古往今来,桥梁多为“一字形”或“拱形”,唯有鱼沼飞梁桥连通沼之四岸,桥面结成“十字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当年实地考察后,梁思成感慨:“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
更令人惊叹的是,圣母殿内无一根明柱,只是在殿身四周设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这种形制使殿内共减少了16根柱子,从而使前廊和殿内十分宽敞,为殿内设置神龛和塑像创造了足够的空间。李乾朗感慨,一旦减少柱子,上面的梁架就要重新设计,宋代的匠师已经充分掌握力学原理,既避免了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显得更加疏朗、美观。
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最初是祭祀唐叔虞的场所,后来在北宋时期被改建为供奉唐叔虞母亲邑姜的殿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周真如还记得,圣母殿是自己进入古建领域后见到的第一座宋代建筑,她非常深刻的感受是,宋代匠人用整个建筑和周围的氛围,把一个女神的威严和柔美全部体现出来了。
圣母殿两端的角柱较当中的平柱更高,且殿周柱子均向殿内倾斜,这种“生起”设计使檐部曲线弧度明显,与后来明清建筑的羁直感有较大区别,风格醇和。圣母殿是较早的木构重檐建筑实物之一,周真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木构重檐不但能增添屋顶的高度和层次,增强屋顶的雄伟感和庄严感,两层檐之间形成的空间还能有效防止雨水直接滴落至墙壁,保护了建筑内部的结构不受损害。可以说,这是建筑技术发展到了一定层次后的产物。
重檐歇山顶可以说是宋代工匠们更着眼于建筑细部的典型,这使宋代建筑规模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类似的重檐歇山顶在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也可见到,且隆兴寺摩尼殿更加突出地呈现出了宋构形体组合的丰富。它的正方形殿身四面正中各凸出向前的歇山式抱厦,使得整个平面呈现出十字形。四面抱厦有门窗,相对独立,却又和主体建筑连接在一起,这种独特而精致的造型在宋代绘画里可以大量见到,但是完整的实物遗存只剩摩尼殿这一个孤例。
李乾朗到现在都记得,走进摩尼殿大殿,一可膜拜菩萨,二可浏览佛教故事,沿内墙绕场一周,就能把用色细腻、线条流畅的佛经故事尽收眼底,每走一段,还有门可以透气,“着实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观赏空间”。

小木作里的人文关怀
与唐代的武将政治不同,宋代消除了自汉至唐的藩镇割据后,文官全面压制武将,统治阶层也逐步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这使得宋代建筑体现出更多人文关怀和经济考量,大木结构丰富多变的同时,发展出了发达的细木工体系,也就是木装修体系。
李路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个人居住在房屋里,直接接触到的、每天使用的,其实都是细木工部分,例如门窗。对于大木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固,同时最好具有很高的效率,能够快速建造。与大木作相对的小木作,重要的就是人文关怀了。”在《营造法式》里,关于大木作的内容只有2卷,却有6卷讲小木作,小木作的篇幅远远高于大木作,映衬出宋代官式建筑中小木作装修的发达与繁荣,也意味着宋人在小木作设计和施工方面所下的功夫,恐怕多于大木作。
《营造法式》中归入小木作的各种木构件有42种之多,例如牌匾、门窗、隔断、栏杆、外檐装饰、防护构件、地板、天花、藻井等等。人们在房屋的基本结构框架之上,对于如何对各种空间进行充分分割已经有了丰富的设计。
晋祠圣母殿内,有主尊圣母像以及40余尊侍女雕像,尽管大殿是整个区域最宏伟高大的建筑,但是细心的匠人仍然利用小木作给殿中的雕像设计了极具人文考量且舒适的安置。圣母像所在的神龛为精致小巧神殿造型,与真人等高的侍女们站在“回廊”之内,“回廊”包围着“主殿”。“等于殿内在一个亲人的尺度上,又形成建筑组群的样子。”周真如说,“当人们从室外经过了鱼沼飞梁、水池等丰富场景的洗礼后,走进殿中,尺度又做一番转换,人们似乎更容易亲近主尊像所代表的神明世界。”
圣母殿的大殿前廊柱,是木雕盘龙柱的精品,这是现存宋代柱子中独一无二的例子,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盘龙雕柱。八条蜿蜒欲活的木龙,是完全的立体造型,且各有名称,中间两条展翅欲飞的是应龙,两边分别是蟠龙、蛟龙和螭龙,虽经历千年,仍鳞片层层。
更多精致且极具设计感的小木作则留在了宋代古画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里。高平开化寺大殿西壁《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序品》中,有一些市井建筑图像,其中一个店铺展示了有趣的人文关怀细节。
店铺的檐柱两边都加了“抱框”和“地栿”,这是为了店铺在关门时,可以直接在框上加装门板,便于开关管理,店铺开业时,门板全部撤掉就可以让铺面完整展露于街巷。店铺的柜台外侧有一圈木制座板,这意味着顾客在挑选东西时,可以坐在上面从容地面对柜台。这家店铺的柜台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字形,卖货的人站在中间,四周一圈为开放式柜台,货物摆放在柜台上,顾客无论观看还是挑选都很方便。另一种柜台接近于售货窗口,画面上,窗口内外各有一个人,他们隔着窗子在交谈。李路珂推测,售货窗口很可能是另一种销售方式,例如售卖新鲜出炉的东西。
完全开放与半封闭的窗口结合,针对不同类型的商品通过多种空间采用不同的经营模式,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代商业。其实,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开放式店铺以及由大量店铺组成的商业街,本就是在宋代产生的。如果穿越到宋朝,在城市里行走,你也许会发现,宋朝城市的形态,跟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差别。
大唐长安也曾有繁华的商业,但那时的商业限制在东市和西市两个作为市场的里坊中,两市周围筑有高大围墙和市门。进入宋代,坊市制趋于解体,夜禁制随之消弭,市民有了夜生活,走向开放的街市交错纵横、四通八达,临街的建筑物改造成商铺、酒楼、饭店、客邸……每个商铺都打出醒目的木制招牌,有些还建造了彩楼欢门,上面扎满璎珞彩球,装点了整个街区。《东京梦华录》记述开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如今,那些开放的、自由的宋代商业店铺已经在时光中消亡,只能到壁画和绘画中寻找它们的图像。一些历史学者将宋朝视为历史上的转折点,认为在那之后,中国文化中开放、强悍、积极的一面没有保持下去,保守一面反而被继承了。建筑学者们普遍不同意这一观点。“宋代建筑的特点,和当时的经济文化面貌是一致的,仍然处于开放和繁盛的顶峰。”李路珂说,当然,建筑受到文人政治和市民经济发达的影响,不再用单体体量的绝对尺寸来表达宏大,而是使用丰富的形体组合、装饰以及华丽的色彩体现尊贵,他们所追求的,已经是精致和细腻的美感。

“顺乎自然 以建筑载道”
李乾朗很喜欢山水画,那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以文言志的载体,“山水本是外物,古人却把它和我们胸廓中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山水关联着辽阔的时间、空间甚至生命,就壮大了个人的心智,这在世界文化中都很少见。”发展到宋代,李成、范宽、李唐、马远……一批名家让山水画达到了最成熟且空前兴旺鼎盛的阶段。“文人很需要一个建筑物能登高去欣赏山水,所以宋代的楼阁特别多,让建筑与山水结合。”李乾朗说。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岳阳楼,“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是蓬莱阁。李乾朗觉得,中国历代的楼阁以宋代水平最高,造型最多,檐牙高啄,钩心斗角,可惜现在只能到悠远恬然的宋画中去寻觅它们的身影了。
中国建筑之特性也是民族性之呈现。梁思成曾说,中国建筑重用木材,乃出于中国人之性情,不求原物长存,服从自然生灭之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安于兴亡交替及新陈代谢之理。在李乾朗看来,这是精辟之论,“放它1000年不变?我们没有那个想法”。中国古人具有顺乎自然的、超越性的设计观,然而也表明中国建筑不求久存所带来的研究困难。两宋的木构遗存相较于唐和五代,已是蔚为大观,但仍极为珍贵。
一些宋代建筑经过后世的重建,变得不再“完整”,例如山西省高平市南赵庄二仙庙,如今的大殿明显带有清代的建筑风格,但依然保留了斗拱、梁架等宋代主体构件。有学者认为这座大殿属于宋初遗构,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敦煌莫高窟第427、431、437和444窟外,保存了完好的宋初木构窟檐,可以揭示当时木构建筑的形制特点,但莫高窟窟檐因其规模较小和结构不完整而较规模宏伟的木构殿堂略输一筹,梁思成曾说:“它们几乎不能称作真正的建筑物。”
即便将不够完整的宋构和莫高窟宋代木构窟檐都算在内,现存宋构也仅剩80余个。约67%在山西,其中又以晋东南最为集中;甘肃有6个,其中4个为莫高窟窟檐;河北正定隆兴寺有四座,均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其余宋构分布在福建、浙江、河南、广东等地。
木构尚有遗存,宋代大量出现的文人园林,建筑学者们只能到古画中去追寻。他们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使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彼此渗透,在视觉上相互关联,成就了诗意的生活方式。李路珂最喜欢一幅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绘画《四景山水图》,画家刘松年将他熟悉的文士、官员悠闲文雅的日常生活和杭州西湖优美的山水园林一起纳入画面,春日堤头几人倦游归来;夏景水阁伸向湖中,主人端坐中庭纳凉观景;秋天小桥曲径通幽,庭中老者独坐养神,侍童汲水煮茶……“这些住宅中的人物与周围丰富的景物有各式各样的空间关系,住宅在人和景物之间变成了非常有趣的中介。”李路珂说,在她看来,这幅画作代表当时文人雅士对理想居住方式的追求,他们在那个时代,已经帮今天的我们塑造出了幸福感很高的理想居所。
如果你还想要找到一些实例,那么也许可以再到晋祠圣母殿去。走近圣母殿,先经过献殿,林徽因曾在文章中说“与正殿结构法手法完全是同一时代同一规制之下”,“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是祭祀时陈列供品之地。正殿与献殿之间,正是“鱼沼飞梁”,桥边缀以勾栏,十字桥下原为晋祠第二泉,流量很大,游鱼众多,圣母殿前八条盘龙倒映沼中。
“木龙自下盘旋而上,结合大殿前的水池、游鱼,留给人很大想象空间。从献殿这个小型建筑走出去,走上鱼沼飞梁,经过水池再下桥,登上石阶……经过好几重‘小品’,再面对精美的大殿,你会惊叹宋代工匠能够让人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就有如此丰富的空间体验。”周真如说,他们充分利用地形,在做好水面文章的同时,将鱼沼上的这座桥变成了圣母殿的月台、平台、殿前广场,“飞梁”的作用多样复杂且无可替代。
李乾朗感慨,古建筑整体呈现的中国文化敬天与顺乎自然之思想,不过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工匠之手以建筑载道而已。
研究古建筑20多年,李路珂常常为古人的智慧而叹服,在最近展览的互动体验设计上,她就从开化寺西壁壁画里获得了灵感——佛前台基底部画有华丽的栏杆,栏杆两侧有台阶,台阶上有一步步正拾阶而上的普通人。如果有人在大雄宝殿跪下来参礼,那么他的视角刚好与画面平行,很自然会想象自己走入画中。从这个角度看,绘满壁画的大殿在当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沉浸式、互动式展厅。
李路珂觉得,无论古建筑还是传统文化,给予今天人们的从来都不是浅层的表面。过去的人,这些美好的事物,是为什么人而做,又以什么方法、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知晓其中的智慧,那么就可以把那些古代智慧移用或者转译到我们当今所面对的问题上来,那么这些文化遗产,也就真正融入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