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海街望族篇】许聪思家族（上） 左手书法大师许聪思

迄今尚为老一辈古晋人所缅怀，擅长以左手悬腕疾书，写出龙飞凤舞般好毛笔字的一代书法家许聪思（1897—1959），出生于中国金门县后浦村，年少时就读于乡间的一所私塾，不久后再转入县立学校，接受新式的中小学教育。

中学毕业后，许聪思渡海到对岸的厦门，报读当年福建省著名的学府集美师范学院，学成后重返故里，回到母校接掌校政，由于办学成绩卓越，饱受教育界的青睐，没多久便受聘为金门公学的校长。

年轻时离乡背井到厦门集美师范求学的许聪思，在学院中接交了很多知己良友，当中便包括了兴化籍才子涂耐冰等人，他们后来皆由于中国政局动荡，陆续到南洋来执教，为本地的杏坛与文化界注入了一股新气象，而许君的妻子黄克贞，也是他学院的同窗，两人情同意合，在毕业后便缔结连理，从此夫唱妇随的走完一生。

其实许聪思在赢得美人归之前，还经过连场的激烈竞争，原来在年轻时，他的爱妻吴克贞，长得极为端庄秀丽，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淑女，因而追求者颇众，当中便包括了同乡的另一名才子。

然而慧眼选夫婿的黄克贞却情有独衷，选择了将终身托付予许聪思，以致让那位才子大为沮丧，并写了一首七言诗予黄女士，充分表达了他失恋的心情——别样烟花忆旧游风波情海使人愁三生有愿疑公案一线无缘怨蹇修此日殷勤题片语当时憔悴锁烦大由来好事多成幻不是冤家不聚头

1930年前后，许聪思应聘带着爱妻黄克贞，乘船南渡印尼，出掌干麻汝的培英学校的校政，而许太则执掌教鞭，并肩为百年树人的大业付出心力，奈何许聪思到任后，可能是水土不服的缘故，经常患病不起，夫妇最终只得辞职归返故里。

举家迁居古晋

于家乡短歇了一小段时日，许君静极思动，集资到对岸的厦门市开了间肥皂厂，可惜业绩差强人意，经营未满周年便结束营业，于1935年，带着妻儿举家来到古晋，住在马堤斯路，现在晋中校园附近，与拿督黄庆昌故居结邻的一间简陋木屋中。

说到当年古晋赫赫有名的富商黄庆昌，原来与许聪思有着姻亲的关系，拿督黄在金门的妻子许氏，也就是新加坡银行家黄祖耀的母亲，便是聪思的近亲，所以有了这段与黄家的渊源，许君在初抵古晋时，自然向经已发迹的黄庆昌靠拢。

事实上黄庆昌对许聪思也挺为照顾，在许君安顿了家小后，便出资与他共组公司，于友海街中华茶庄隔邻，现在隶属于张联和五金行货仓的店铺，开了家叫“庆聪公司”的商号让许聪思去打理。

庆聪公司除了在友海街的门市店面，零售日用品杂货外，还在昔加玛路拥有一间肥皂厂，同时尚代理“托盘牌”香烟与和丰牌饼干等，虽然在规模上，比起黄庆昌属下的银行、土产商行，这家公司是间不怎样起眼的小本生意，但藉着黄家在商场的信誉，辽阔的销售网络，加上许聪思的落力经营，业绩还相当的不错，倒也让他赚了一些钱。

离开教席到下海经商，许聪思在掌管庆聪公司时，由于业务上的需要，经常都要到新加坡去办货，而他的妻子黄克贞却在抵达古晋后，就重执教表鞭，在福建义校（也就是后来的一小）教学，到了战后复员时，则被编排到二小执教，直至年迈退休时止，所以堪称是桃李满门。

文凭遭弄丢

当年与许夫人黄氏在福建义校教书的，尚有许聪思的表侄女蔡淑婉，有一年蔡氏因申请产假，而要求表舅许聪思帮忙她到学校代课，因此许君便拿了当年在厦门集美师范学院考获的毕业证书，到学校办理手续，没料到这纸文凭却被校方弄丢了。

失去了藉以证明其学历的文凭，且后来又因战事，而无法要求厦门的师范学院补发，许君也就此和他的专业，即教育工作绝缘，只好继续他的经商生涯。

正当许君的庆聪公司业务扶摇直上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了古晋，日本蝗军铁蹄踩进了犀鸟之乡，庆聪公司非但被迫歇业，许聪思也因在之前，曾与黄庆昌等华社领袖合组“华侨抗日筹账会”，发动民众捐款援华抗日，而被侵略者扣留了三个多月，饱受残暴的日本宪兵队之虐待。

黑狱出来后，许君因生意做不下去，便在巴都林水务局背后的山坡上，盖了间简陋的亚答屋让家小蜗居其中，原来在几年前，因为庆聪公司的盈利颇丰，许君便斥资买了些地产，其中便包括以400多块钱，买下巴都林当路这块面积2依甲多的山坡地。

许聪思的儿子许友三回忆称，日据时，他已是10来岁的少年郎，犹记得当年在巴都林当所住的那栋亚答屋四周，尽是荒芜一片的山林，住家的山坡下，是栽种了很多果树的“兴发园”，再不远处就是现在的巴都林当师训学院，也就是沦陷时，由日军所建的俘虏集中营，里边关了数千名前拉者的官员，以及从西马与沙巴送来的战俘。

每天拂晓时分，年幼的许友三便可在家里清晰听到集中营传来的号角声、狗吠、人声和猪叫等杂音，受难的战俘们，在蝗军的吆吆喝喝下，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苦力劳作，而这些受尽惨无人道折磨的俘虏，个个衣衫褴褛，瘦弱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之模样。

划破夜幔的枪声

距离许家不远处的“战俘集中营，经常会在三更半夜时，传来划破寂静长夜的枪声，听大人们说，那是鬼子兵射杀战俘的枪声，所以许友三在那时年级虽小，倒也是在充满恐惧的气氛下度过的。
然而内心最苦闷的，莫过于一家之主的许聪思，概因日本侵略政权，为了更方便监管华社，而把所有的乡团组织全编进了所谓的华侨协会，硬加委任当时的华人总侨长王长水为会长，战前活跃于福建公会等社群组织的许聪思为理事长。

于穷凶恶极的蝗军淫威下，许聪思等社团领袖，不得不虚与委蛇的接下任命，每天清早骑着脚车离开巴都林当的住家，到设于亚答街琼侨会馆（现在的海南公会）二楼的华侨协会会所上班，而在傍晚回家后，满腹怨恨的他，总是愁容满脸的坐在屋前发愣，到了晚上就与邻居的兴安籍老友，诸如“东发兴”宝号的老板何文珍、“张鸿顺”号的东家张珍恒与陈子贞等，点着煤油灯打牌度过漫长的黑夜。

好不容易才挨到黑暗的尽头，日本帝国主义终在1945年8月10日正式投降，古晋全民为此欢腾若狂，总算等到光复的许聪思，在接到此佳讯后，便迫不及待的骑着脚车，准备到市区与民众一起狂欢。

为此邻居的友好们，还忠劝他暂时留在家里几天，看看时局再说，因为受尽日本鬼子凌辱之气的民众，正在到处揪拿“汉奸”，好友们担心他在日据时，担任华侨协会理事长之职，可能会使不知情的民众误会，以致遭受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自认行事坦荡荡，从未害过人的许君，却不以为然的骑着脚车到市区绕了一圈，感受民众的战后重获和平的喜悦气氛，其实在街头上庆祝光复的人潮中，有不少人在见到许君时，还趋前来向他打招呼，握手互道几年来的际遇等等。

战后砂拉越被让渡予英国，然而经过此场战祸的洗礼，许君与黄庆昌都了解到“庆聪公司”已无法再经营下去，因此他便在较后时，筹集了一些资金，与两名金门籍的蔡姓同乡，在海唇街商会会所对面的店铺，开了间叫“三阳公司”的贸易行，代理味精等等货品，可惜管理不当，此公司在三、四年后因亏损过度而收档，从此许君对经商感到意兴阑珊，好一段时间无所事事而赋闲在家。

50年代开始，许君开始周游砂拉越、沙巴与汶莱各城镇，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民情等资料，呕心沥血的编撰《英属婆罗洲年鉴》，并一连结集出版了两册。

就在他伏案埋首编撰《英属婆罗洲年鉴》第三册时，病魔悄悄的袭到，使他在1959年，因胃癌而与世长辞，享寿62岁，身后留下孀妻黄克贞，和3名儿子许友梅、许友三和许贤明与3名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