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唇街望族系列三】“上合发”黄木春家族之 黄木春坐拥大笔房地产

黄木春在1933年与世长辞时，膝下排行第四、第五的儿子尚在求学，最小的儿子锡英才7岁，所以上合发宝的业务，初时便落在长子锡仪和次子锡恭的肩头上。

六名兄弟的年龄相距极大，主要是因黄老将近中年时，再娶一房妻子所致，原来他家的大少爷锡仪，其实是元配夫人陈贞富与前夫所生，次郎锡恭亦是养子，他与正房妻子只育有一名女儿碧兰，并无亲生的子裔。

若以黄老当时的财势，身边就仅有区区2名儿子，人丁确实有些单薄，与他交往甚密的一位新加坡富商，过后便将其婢女陈桂枝赐予黄老当妾，并为他诞下了四名儿子。

黄老撒手人寰后，长、次子非但挑起维持家族生意的担子，也兄兼父职的把3名同父异母的弟弟抚养长大，当中还将他们的五弟，送到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深造。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时，由二娘所生的儿子皆已长大成才，于是便提出了分家的要求，而事实上，在男丁中排行老三，属于二房妻子陈桂枝与黄老所生的儿子锡敬，早在他10几岁时便已身故，因而黄老便把次子锡恭的大儿子祯祥过房予早逝的叔叔做儿子，所以在老太爷生前所立的遗嘱中，亦指明祯祥继承已故的锡敬，继承他名下的遗产。

抽签分产

话说在各房兄弟提出分家之议后，身为长子的锡仪，便将父亲留下的遗产均分为六份，在两名潮籍侨领沈弼臣和刘振藩的见证下，举行了抽签分产的大典。

老太爷的遗产，包括了诏安路到新邦迪卡路的560多亩土地、三角坡、中央路的一些地段、模西的百多亩土地，和远至加拿逸的地皮，同时也包括了在石角巴刹的36间店屋，地产数量之多当真叫人惊叹。

其实黄木春生前除了经营上合发宝号，以及开发上合发园的地段，还是石角巴刹的大业主，事因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担心一些华籍富豪，会把在砂拉越赚来的财富撤返中国的家乡，所以便想方设法的要他们进行再投资，务求能留下他们的资产。

恰好在当时，石角河对岸史古邦的旧巴刹亚答店惨遭祝融夷为平地，正迫切需要重建新的石角巴刹，于是在20年代末，拉者便将古晋的三大殷商，即王长水、宋庆海和黄木春召到王宫内，直截了当的委托他们在古晋周围的三个地区兴建店屋。

奉命兴建石角店屋

经抽签后，黄老奉拉者的意旨，于现在的石角巴刹兴建36间的双层木板店屋，以便安置旧石角巴刹的火灾灾黎，这些木板老店屋有些还延用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而正因为黄木春是此商业区大业主的关系，早年的石角老渡头，便取名为“上合发渡头”。

石角的这36间店屋，一直都是属于黄木春名下的产业，直至战前分家后，他的六房儿孙都各分得6间店屋，并陆续的以三几千元的价码卖予外人。

且说在分家之后，“上合发”商业集团结束运作，她的大本营，即海唇街10号的店屋也易主，但黄家却依旧租住在店屋的三楼，直至战后才各自搬迁出去，从此这个大家族就分散四处，各房人所持有的祖业，也陆续拆件零售。

让人瞩目的上合发园，在平分予6六房儿孙后，每份地产的面积，从88亩到百多亩不等，而这些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直至独立前夕，以每亩200、500或千馀元零星放盘发售外，在50年代，当婆罗洲房屋发展局成立后，正计划觅地兴建大型的住宅区时，便以每依甲2000到3200元不等的价格，向黄家后人收购了他们手上仅剩的200多亩土地，发展成了今天的肯雅兰园住宅区。

家族墓园

上合发园在斩件零售后，只剩下一小块的家族墓园，匿藏在肯雅兰小食中心背后的丛林中，里边安葬有大家长黄木春，他的两名太太，以及几位族人的尸骸。

其实早年此墓园占地约14依甲，单单是墓前的风水塘就已有10亩大，但后来它被出售予发展商，经填平后盖上排屋，发展成了“夏威夷花园”，而到了70年代，黄家的儿孙达致协议，再于墓园划出1.55亩的土地，以每点1000令吉的价码脱售予云南善堂，套现15.5万令吉，如此一来，黄木春家族的墓地便只剩下2亩来地。

长子拥有三房妻妾

15岁南来后，便参与开拓家族事业的黄木春长子锡仪，先后共娶了三房妻子，前边的两位太太都是华人，三姨太则是早期人联党的妇女领袖巴巴拉贝。

巴巴拉贝是甘榜达雅村长的女儿，中学毕业后便当上护士，由于父亲与黄家是世交，加上读书和上下班时，都会骑着脚车经过黄家的上合发园，因此自小就和黄家大少锡仪很熟，长大后在大少的猛烈追求下，终答应下嫁当他的第三房妻子。

作为伊班籍的女知识青年和豪门妻室，巴巴拉贝在英殖民地政府时，便投入人联党的行列，是位极受党员群众所爱戴的土著妇女领袖，曾中选为古晋市议员，而她的夫婿锡仪在上合发分家后，有经营过土产生意，并在50年代中，将他于诏安路百亩地段卖予房屋发展局，获得30多万元后，买下浮罗岸两间店屋予家小居住，维持小康之局。

锡仪在1971年谢世，享年86岁，他共育有六子，当中排行第五的黄应林曾多次参与州议员的竞选，而巴巴拉贝则在1986年时蒙主宠召，逝时已86岁的高龄。

锡恭为国民党要员

黄木春的次子锡恭君，又名友谦，出生于1899年，在2岁时随兄长锡仪南来古晋，并在本地接受中英文教育，语言能力极高，能讲多种方言，为中国国民党在砂拉越的主要负责人，曾在1929年前往南京，参与孙中山灵柩安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也曾代表砂拉越华侨到南京向蒋中正贺寿，在1937年卢沟桥事发后，担任砂拉越华侨筹账会秘书，巡回各地以不同的方言号召民众捐款救华。

虽在商业上无法超越父兄，但黄锡恭却是当年文化界与社团的闻人，在30至60年代间，历任顺丰街公司、潮侨公会、潮州公会代主席和副主席多年。

生前对民俗极有研究的黄锡恭，还是位调停属人纷争的高手，一路来被视为族人的甲必丹，获官方委为婚姻注册官，在1935年代表潮州公会出任古晋市议员，且于1927年，创办砂州的首份华文日报《新民日报》，可惜此份报纸只发行了一两年即告停刊。

他亦是江夏堂黄氏公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过华商商会的秘书长，直至60年代因健康欠佳而退休，且在1970年12月18日谢世，享年72岁，他育有6儿2女，当中排行第五的儿子黄春舞，亦是文教界的闻人，早年于五小执教鞭，曾多次摘下全州象棋比赛冠军的宝座，有砂州棋王的美称，他曾担任德教会紫霞阁秘书长多年。

四子为理财能手

木春的三子锡敬英年早逝，第四子锡泰（又名嗣楷），早年负笈中国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得商科学位后返回古晋，是位理财高手，在战前与两名兄长合作打理上合发的生意，多次成功拯救面对巨大亏损的家族生意。

原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主要业务在经营土产的上合发，无法豁免的遭受到经济风暴的袭击，濒临于破产的边缘，所幸黄家这位四少临危不乱，发挥了高超的财技，才使家族的生意化险为夷。

然而这位黄家四公子，在政治信仰上与他的二哥锡恭南辕北辙，他的思想极其左倾，在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便萌生返华报国的念头，因而在50年代中悄然的变卖家当，其中包括将诏安路的百亩土地卖予婆罗洲房屋发展局，套得几十万元的现金，便与家人经香港返回中国定居。

五子为砂首位工程师

五少黄锡琦也和他四哥一样，年轻时就读于中国上海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工程系学位，是砂拉越第一位留学归来的工程师，随后投入工程局服务，一路走来官运极其亨通，官拜州公共工程局局长高位，直至退休为止，并因服务有功而获封拿督衔头。

拿督黄锡琦的儿女皆已成才，而他最小的弟弟锡英，年轻时曾经营过鞋店，拥有数项不动产供收租度日，后期定居于香蕉路西段。

富甲一方的黄木春拥有四名女儿，他与元配所生的长女碧兰，嫁予宁木镇的一位辜姓人家，黄老与二房妻子所生的女儿玉兰，在十多岁时便夭折，而排行第三的女儿月兰目前定居在北京，最小的女儿芳兰，适古晋一名潮籍殷商，居住在浮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