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国：税制改革不应停留在“GST全民征税”论述应比较实际税负与税制效率

郑志国指出，政府目前继续以SST作为基础，同时考虑纳入GST部分特点，本身说明GST制度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安华也承认GST具有较高的征税效率，因此社会更应该进一步讨论，究竟哪些机制能够在不增加人民生活负担的情况下，提高税制效率及透明度。

他认为，问题不应该简单化为“GST就是向全民征税，所以一定增加人民负担”。GST的核心机制之一，是进项税抵扣，企业在上一阶段已经缴付的税，可以在下一阶段进行抵扣，从而避免税负在供应链中不断累积。

他说，财政部本身过去在《2024年财政展望》对两种制度的比较中，也明确指出，SST属于单阶段税制，而GST属于多阶段消费税；同时，SST可能产生税负累积效应，而GST则通过进项税抵扣机制避免这种情况。

他解释，SST的销售税本身属于单阶段征税，并不是每一个供应链环节都直接征收销售税；然而，由于企业缺乏GST式的进项税抵扣机制，部分已经承担的税负可能成为企业成本，并进一步反映在供应链后续环节的价格上。因此，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税制能够减少税负累积、提高透明度、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确保最终税负分配更加公平？”

郑志国认为，如果政府有意将GST的部分特点融入现有SST，那么就更应该向人民清楚说明，究竟要吸纳GST的哪些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将如何改善现有税制。

“如果我们承认GST过去的一些制度设计具有较高效率，那么就应该坦诚面对这些优点，而不是仅仅把讨论停留在‘GST是全民税’这一层面。”

他也指出，过去的GST并非没有考虑人民的生活负担。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当时GST标准税率为6%，同时对部分基本必需品实行零税率，并对公共交通、部分教育、金融、保险及私人医疗服务等给予豁免，以减轻GST对人民，尤其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郑志国进一步指出，在讨论全国税制改革时，不能只从马来亚半岛的经济结构及财政角度出发，也必须考虑砂拉越的特殊地位、经济结构、地理条件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所形成的联邦关系。

他认为，砂拉越与马来亚半岛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砂拉越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分散，乡区与城市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基础设施、交通、医疗、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也与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他说税收是国家财政体系的一部分，联邦政府也承担国防、外交、全国性基础建设及其他联邦责任。但是，砂拉越也是马来西亚成立时的重要伙伴，而MA63所体现的并不是单方面的中央集权关系，而是联邦与砂拉越之间的伙伴关系。

郑志国认为，这也意味着未来任何税制改革，都应该同时从联邦收入增加多少、砂拉越能够获得多少，以及砂拉越实际承担多少发展与公共服务成本，三个层面进行讨论。我们不能只问政府能够多收多少钱，也必须问：这些新增的财政收入如何在联邦与砂拉越之间更加公平地分配？

他指出，MA63下的财政安排本身仍有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砂拉越政府过去也多次指出，包括财政资源及特别拨款公式在内的一些MA63事项仍在持续争取与谈判。如果税制改革最终让联邦政府获得更大的财政空间，那么他认为，砂拉越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拥有更清晰、更有保障的财政回馈机制。

他说道，这不是砂拉越要从联邦政府‘拿更多’，而是我们要重新思考：作为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时的伙伴，联邦与砂拉越之间的财政关系是否真正体现公平、伙伴关系以及MA63的精神。”

他强调，砂拉越人民并不反对国家拥有健康的财政体系，也不反对合理及公平的税制。但是，税制改革不能只看政府能收多少，也必须看人民承担多少；不能只看联邦财政收入增加多少，也必须看砂拉越得到多少；更不能只讨论GST和SST的名称，而忽略税收最终如何影响砂拉越人民的生活水平、企业竞争力及州政府的发展能力。

所以，他认为现在应该进行的是一场有数据、有事实的税制讨论，而不是GST与SST之间的政治标签之争。

他说道，人民真正关心的不是GST三个字还是SST三个字，而是最后自己要付多少钱、生活成本会不会增加、企业成本会不会进一步转嫁给消费者，以及政府能不能以更公平、更透明、更有效率的方式征税。

郑志国最后表示，消费税改革牵涉每一个家庭、每一家企业，也关系国家未来的财政能力，因此政府有必要展开更透明、专业及以数据为基础的公共讨论，让人民真正了解不同税制的利弊。尤其对于砂拉越，我们更应该问清楚：如果砂拉越人民承担了更多税负，那么砂拉越作为MA63下的伙伴，所应获得的财政空间、发展资源及应有的权利，是否也同步得到保障？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税制改革时，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