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对坤甸大屠杀的说辞

⊙凌彰(摘录)
2009年3月8日刊登

第572c

印尼西加里曼丹东万律罗芳伯墓附近立有“1942—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牺牲者纪念碑”。
图示:李福安与朱敏华在2005年6月2日前往考察,并摄影留念。


厦门大学出版的《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3期发表了乔云翻译的《坤甸事件的历史考察——印尼西加里曼丹的日本军政》一文。作者是后藤乾一。原文载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出版的田中宏编《日本军政与亚洲的民族运动》一书。
后藤在文章中对于二战期间日军的“坤甸大屠杀”暴行,罗列了日本方面的说辞,反映出日方坚持其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将“坤甸大屠杀”淡化为“坤甸事件”“过火行动”“战时对敌对行为的预防措施”等等,意图混淆视听,为日本侵略军在印尼西加曼丹州大规模地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各族人民的滔天罪行进行开脱。现将文章中的日方说辞摘录出来,以供分析批判和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纪念碑上所刻日本兵屠杀印尼人民的情形。

日本方面的说辞:
(一)战后日本出版的《在印尼的日本军政研究》一书(未说明出版日期、作者和单位)称:
“坤甸事件始于1943年秋南加里曼丹州府马辰发生的所谓哈加事件。旧荷兰当局的婆罗州知事J.B.哈加等人企图反日,有情报说根据审讯结果,坤甸也有相关人员。这是对日本军政持批判态度的各派势力在亲荷分子的领导下企图杀害日本人的说法。而且同年9月、11月、1944年1月及8月,日方对知识分子、土著、华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逮捕,许多人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尤其是治安当局对荷兰统治下的特权阶级——土著们和抗日情感很强的华人采取了严惩的对策。”
另又写道:“对告密的奖励促成了这个大规模的事件”“虽然作为叛乱事件进行了处理,但却是挑动反日感情的事件”。
(二)战后不久,坤甸的日本军政当局相关人员于1946年7月20日向盟军提交的报告《西婆罗洲民政部坤甸州知事厅复员报告书》称:
“坤甸事件是从(日军)占领初期开始策划的,由历来互相敌视的土著、华侨、旧荷印时代的印尼人高级官员、印度人、阿拉伯人等组成大联盟,决心杀死日本人的事件。其起因是(日本)军政的非法压迫使一般原住民郁积不满、还有作为牧民官的军政要员的弊政,以及由于日本商社的进驻所导致的经济性打击而引起的反感等。最根本的是历史的原因,即当地从旧荷印时代开始潜在的、屡屡发生的华侨当中的独立运动。可以说,这充分表明军政当局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日军一样,最害怕华人社会的抗日力量。”
(三)战后过了三十年,从坤甸被遣返回日本的日本军人、军属和日侨成立了名为“坤甸赤道会”的联谊会,并出版会刊《赤道标》(1975年2月)和《续·赤道标》(1976年3月)。
两期《赤道标》将事件归咎于特警队的“过火行动”。例如一名曾任坤甸州知事厅的司政官指出:首先“在军事威力的背景下,在特警队中认为自己最了不起的思潮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以无视人权、以势压人的态度对待居民。”又说:“我无论如何也难以认为那些人品很好的土著和民政部门的印尼高官及医院院长等权威人土会成为主谋,并策划了可怕的(下毒)阴谋。如果真有此事,似乎与没有同情心的警备队员平常对待当地人的、容易感情用事的、旁若无人的态度有关系。”
(四)原坤甸市警察厅长生田宽太郎(已故)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他于1951年12月1日写了题为“报国回顾”的(不认罪的笔供)草稿。文稿写道:
“坤甸事件由两个抗日阴谋组成。第一次事件是为了“使旧荷属西婆罗州独立”,由民政部门的当地知识分子高官和有实力的华侨等充当主谋。他们利用所有的合法条件致力于反日宣传和发扬民族意识,由民族主义政党大印尼党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大联盟、结成民族战线,图谋武装起义。……此计划偶然被海军特警队的警报网探知,其部分骨干分子于1943年10月被捕后,便临时潜入地下,剩余的骨干试图利用1944年2月11日纪元节举行庆祝宴会之机会,毒杀海军警备队和民政部官员,并乘乱在全州同时武装起义,歼灭残余的日本人。但因事前被探知,以未遂告终。”
“关于第二次抗日事件,“报国回顾”写道:在战局对日本愈发不利时,为了建立荷属东印度华侨领导的西婆罗州共和国,在该州华侨中掌握了经济及政治的华侨团体——协和总会会长陈昌兴充当主谋,试图通过全州华侨的武装起义,杀死当时进驻的约300名日本海军警备队员和300名海军民政部及商社职员,以便恢复日荷统治前的华侨罗芳伯的统治体制,但在伺机实施计划前,被特警队检举,未遂而终。”
生田宽太郎认为,“抗日阴谋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是战时的敌对行为。因此,为了一举消灭反抗分子开始了检举。”
(五)后藤认为:“日方总认为是“部分相关人员做得过火的可恶的事件”或“战时对敌对行为的预防措施”,而印尼方面则认为是针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而予以积极的评价。”
后藤又写道:“根据印尼共和国政府情报部1950年代编纂的《印尼共和国·加里曼丹州》的记述,印尼将抗日起义定性为不是部分亲荷分子的阴谋,而是针对(日本)残酷军政的有计划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在坤甸事件的全过程中,印尼方面的被杀害人数为一万人,其中仅就士侯、酋长、苏丹等土著阶层一族来看,至少达到300人。另据印尼出版的《坤甸事件——加里曼丹史黑暗的一页》一书的估计最少也有4000人,但也有人说被杀者达到两万人。而在日本方面,例如《续·赤道标》中出现了约有2130人被杀的数字,但这只是被日本军方判处死刑的人数。……印尼政府于1977年在东万律建立了一座“永久”刻下这个悲惨事件的纪念碑。在写有“1942~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下战争牺牲者的墓碑”的纪念碑底部,刻有栩栩如生的日军行刑场面的系列浮雕。而且西加里曼丹当局宣布把日本军方判决事件领导人死刑的6月28日定为‘西加里曼丹的悲痛日’。”

相关情况:

据菲律宾《世界日报》1982年11月5日报导,法新社转引日本共同社时报告称:有4名前日本军人在名古屋供认,1943~1944年的“坤甸事件”约有1600人被杀。那时的所谓阴谋下毒案和武装叛乱案是伪造出来的假案。
(2009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