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运动起源
  ⊙文/扬声        2008年11月23日刊登  

风下559

  在上世纪40年代左右,砂拉越华人便掀起左翼运动,他们以华侨身份自居,效忠中国,具体表现为反帝反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到了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更爆发了学潮和北归潮。后来思潮改变,他们不再以侨民自居,而以砂拉越子民的身份继续展开反帝反殖活动,极力争取砂拉越的自治和独立。到了60年代左右,他们组织了第一个政党,展开反帝反殖的宪治斗争。在面临英国殖民地主义者的大逮捕行动后,他们越过边境,到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展开为期10年的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战。1974年,在“斯里安曼行动”下,以黄纪作为首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游击队终于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回返社会。另一小部分游击队员,则坚持到1990年,通过和平谈判,也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砂拉越左翼运动政治斗争。
  据不完全估计,这场历时大约半个世纪的左翼运动,导致大约六千人身陷囹圄,牺牲两千余名华族菁英。
  数拾年过去了,随着和平的来临,人们积极参与马来西亚的建设,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建设,国内外学者纷纷研究这场运动,并有许多著作面世。2008年11月6至7日,一项历史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重新引起人们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关注。
  当年的左翼运动参与者,如今最年轻的已经年逾花甲;那些目前居住在中国的先驱者,也年高耋耄。当年的当事人所写的经历,有助于让我们了解砂拉越左翼运动的起源和经过。在这个时候,前前锋日报的老总国信兄,转来了当年中华公报负责人陈庆发所写的文章,可谓正合时宜。在本期“风下”副刊,我们刊登了陈君的三篇文章:一、《我的童年》;二、《走上社会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三、《由砂拉越到中国》。由于陈庆发已经移居中国广东中山六十余年,是中国公民,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中国意识,我们阅读这些文章时,应从历史的角度对待,把华侨和华人区别开来,并且牢记马来西亚才是我们的国家。

  ●陈庆发和亲友摄于1995年。前排左起陈庆发、梁月娟、梁舜华、陈辛芝、陈华周;后排左起李小明、李小明太太、李小玲的丈夫、李小玲、李小梅、陈辛芝的女婿、陈辛芝的儿子、李小玲的儿子。

  ●当年《中华公报》负责人陈庆发与梁月娟的结婚照。摄于1942年3月。

 我的童年
  我童年时,印象最深的两件事:每晚饭后大约七时许,父亲必定带我到古晋圣皇宫庙(凤山寺)左侧横街小巷的茶馆隔邻店前听故事。讲故事的是一个盲老汉。他坐在一张小凳上,手拿着一本书,面前的小台子上点着一盏小火水灯,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和摆着几张长凳。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每晚他必须等父亲到后,才开始讲。听众约十来人。每晚讲三回,每回大约讲了四十分钟。父亲第一回给五角钱,第二回给三角,听众有的给五分钱,有的给一角钱。父亲说盲老汉每天下午听茶馆里一个朋友讲了晚上要讲的内容,晚上再复述给众人听。盲老汉记忆很好,讲得有声有色,富有感情。他就靠这点收入维持生活。父亲说:一棵草一点露,人就靠自己的努力来过一生。
  听完故事后,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回到古晋友海街右侧的家。这栋房子楼下是父亲经营的商号,楼上两间房一个小厅。母亲和妹妹住右房,我和父亲住左房。
  听完故事后,父亲经常带我到友海街家对面的咖啡店,他喝咖啡,还要了一碟咖啡杯大小软滑透明、上面有薄薄一层炼奶的“杏仁乐”给我吃。我特别喜欢,听说只有这家咖啡店有“杏仁乐”,父亲问这家咖啡店老板,“杏仁乐”是你店特别的吗?老板阿兴笑笑没有回答。我和娟结婚后,曾说起这事,我才知道咖啡店老板即是她父亲,我和娟的缘份,原来是上帝早安排啊!?

陈庆发写于中国广东省中山市
  2006年8月

走上社会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石隆门青年社成立周年及“五四”纪念庆祝会。(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文/陈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年多,我诞生在砂拉越古晋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陈金声经营麻包袋出口生意,商号叫“开春”,商场上人人称他“开春伯”;母亲张燕娘年轻时嫁给大户林家。丈夫病逝后,她经常受到旧家庭的虐待,才逃出林家,改嫁给父亲。我出生时父亲已四十七岁。
  我七岁时,父亲送我到附近的私塾读书,开学时廿多个学生要拜孔子。九岁时才进入古晋福建会馆办的福建学校读书。中学时进入嘉应五属同乡会办的公民学校,后转入客家公会办的越光中学(校址在今天的四小)读书。
  父亲逝世时我才十六岁,生意由母亲管理经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高中尚未毕业,同学们受到了历史课教师的宣传教育影响,纷纷离校走上社会,参加抗日宣传组织“霏霏歌剧社”。该社是客属公会成员蔡博爱、邓蜀均领导。蔡是牙科医生,基督教徒。
  “霏霏歌剧社”主要成员有罗佛零、罗佛传、罗秀芳、罗逸民等人。歌剧社到第一省(今古晋省与三马拉汉省)内周边的城镇宣传抗日演出,颇得社会华侨的欢迎。
  大约一年后,朋友蔡通先生介绍我到了华商商会工作,负责与驻山打根的中国领事馆联系,办理华侨登记事项。不久,我又兼任砂拉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办的砂拉越日报社营业。在这段期间,华商商会秘书长蔡木兴先生要我同福建学校教师张梅影、杨克尼夫妇等人出来组办砂拉越华侨青年话剧研究社,组织爱国青年宣传抗日活动。社长由蔡木兴先生担任。张梅影老师的弟弟张霭华是星洲业余话剧社的社员,这使我有机会同星洲话剧社有了联系。张霭华热情地带我和赖昌杰等同志,到星洲话剧社参观访问,还观摩了吴天先生导演排练大型话剧《雷雨》的过程,使我初步懂得导演话剧的步骤、技能,演员个性的掌握、台词的指导训练,以及演出时舞台效果的制作的方式方法。因此使我有能力负责话剧组的节目排练。舞蹈节目由张梅影老师指导。歌咏队则由友联俱乐部的钢琴专家宋道宽先生指导、指挥。
  我们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在古晋利联大剧院作了多场演出;还到砂拉越河上游的石角、尧湾、短廊、石隆门等地宣传演出,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宣传演出所筹得义款全部上缴砂拉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
  接着,青年社还创办了义务夜校作为宣传抗日的阵地。入学学员多是家庭妇女、店员职工等,讲课教师多是青年社干部。
  日军侵占砂拉越后,青年社停止活动。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各自分散到各地。1942年四月,日军在古晋成立司令部,接着,开始抓人,被抓的有各属侨领一百多人。同年七月十三日深夜,青年社的林金泉和我也被捕,关进日本警备部黑牢。同年十月一日我出狱后,并没有同日本人“合作”。1943年春和1944年秋,日本宪兵部先后以莫须有的借口拘捕了我两次。1944年冬,日宪兵队长垣本准尉更进一步威胁我,逼我们一家迁至七英哩机场入口处的茅房开办咖啡、水果贩卖小店,来控制我的活动。1945年春,盟军开始反攻,机场等遭盟军飞机的轰炸,我们的小店也被炸毁了,垣本队长才不得不让我们一家迁回达闽路原住处。当时,我和娟的儿子莘茹才几个月大;女儿莘芝已有三岁多。

从砂拉越到中国

  ●梁家三姐妹在1988年1月合影。左起梁月娟、梁舜华、梁月燕。

  ●陈庆发和他的家人在1967年合影。前排左起陈辛、陈庆发、梁月娟、陈辛荻;后排左起张玉如、陈辛茹、陈华周、陈辛芝。

⊙文/陈庆发
  1947年7月,我在新加坡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那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爱国华侨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民盟声势浩大,广泛地团结和发动文化、教育、工商界中的华侨知识分子和广大侨胞积极投入反蒋爱国活动,为中国的民主、和平、统一贡献力量,在中国境内,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共和谈的大门已被关闭。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布署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
  那时,我虽然在砂拉越中华公报社工作,但和民盟组织的联系还是密切的。
  在报馆主要负责人伍禅、吴小园同志先后离开砂拉越后,中华公报的出版发行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时,有组织在政治上工作上的支持,我有信心把报社办好。我把编辑部迁至伍禅同志原住宅大院,扩充了设备。这时,时事评论、中国通讯等稿件和中国新闻社提供的新闻图片从大陆、香港源源地邮来,使中华公报有可能逐步地成为在砂拉越呼吁和平、民主、统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舆论阵地,在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华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6月,要殖民当局为了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公然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共和一些进步团体为非法组织、镇压民主运动。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民盟盟员先后有数十人被捕。
  民盟被取缔后,吴小园同志几次转来民盟南总的信件,鼓励我们坚守宣传阵地,坚持宣传和团结广大爱国华侨的工作,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和平、统一事业作出贡献。在那时,我们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处境的恶劣,继续艰苦地工作。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多篇社论,使广大华侨对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美蒋统治末日的临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受到了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新中国诞生了。中华公报和青年社、码头工友联合会、店员公会等十多个侨团先后升起了五星红旗,并联合文教、妇女界通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表示热烈地拥护。接着,砂拉越各地教育、妇女、青年和劳工界分别举行庆祝茶会、群众大会和搞歌舞会等活动,掀起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潮,显示了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民主统一的愿望。
  1950年1月,英国工党政府宣布承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后,砂拉越数十个侨团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组织了空前的万人庆祝大游行,充分反映了广大华侨热爱祖国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深厚感情。拥有两千多会员和十一个分社的华侨青年社,在社址前的广场上组织了数千群众的庆祝秧歌晚会,整个会场立即出现了一大片秧歌舞的海洋,热烈的场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英殖民当局为了压制中华公报的正义宣传,勾结反动势力,由某“侨领”(华侨俱乐部负责人——国民党部负责人)出面约我商谈,关于改变报社的立场问题。条件是只要报社言论保持“中立”,便按月给予我们一定数额的补贴;并长期订购中华公报400份,企图收买我们。在遭到我们拒绝后,不过三个多月,英情报部门竟派出大批人马,先后两次搜查了报社经理部、编辑部以及我和主编易艺五同志的住宅,没收了许多通讯资料、信件和大批新闻图片,还有二十几面各国国旗和许多《南侨日报》、《华商报》等。在搜查中,他们没有发现有触犯当地法律的依据,又慑于广大华侨对我们的支持,事后,他们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镇压的措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社刊登了中国新闻社提供的有关朝鲜战场的图片、美机对朝鲜进行残酷地滥炸造成许多朝鲜老百姓伤亡的图片。英殖民当局十分不满,多次传召我到情报部进行疲劳式传问。报社报道华侨中学生举行各种爱国活动时所演唱的秧歌舞图片,也被禁止刊登。
  1950年5月1日,英殖民当局公然以报社发表了“清算帝国主义侵华百年史”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新闻图片为由,取消中华公报社的出版发行执照,迫使公报不能继续出版而停刊。接着,我们的行动日夜受到盯梢,失去了自由。
  我们一家被迫离开砂拉越首府古晋时,许多华侨同胞赶来码头送行。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使我深为感动!到达新加坡时,英移民当局搜查了我们的的行李,盘问了一个多小时,没收了一些信件,并限制我们在新加坡的行动和三天的逗留。到香港时,港英当局不准我们登陆,用汽艇把我们押送到九龙车站。
  当我们踏上罗湖桥时,我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凝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们一家——老伴和子女终于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到了广州之后,我们见到了伍棹和吴小园同志,也见到了戴子良同志。第二年,省教育厅把我们介绍到了珠江专署,分配到了中山县石岐从事教育工作。
  (作者职业:石岐职业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