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主角

⊙本报李君

2011年3月1日刊登

 

 

 

 

 

中国驻汶莱大使刘新生(右),在1994年途经古晋时,特到许毓德于青草路的住家作客。

诏安闻人许毓德②
当“工读生”完成学业

小档案
姓名:许毓德
出生年份:1940年
职业:朋岭中学创办人、旅游社老板、房地产商

年少时家贫如洗,许毓德的入学路受到延缓,并在每个星期天,到住家附近的“油较”打工,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1941年杪的平安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古晋,当时许毓德才一岁多,根本不晓得外边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故,更不知道家门已遭受到重大的变故。

许毓德令尊大人许桂山,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儒商。

鲣鲽情深的许毓德伉俪合影。

小毓德在五、六岁时,摄于福州第二路住家附近的珍贵档案图片。

1989年许毓德受邀随同官方考察团赴中国访问,并在回国后向政府提呈报告,不久后大马政府便宣布开放国人自由到中国旅游,图为他在访问期间,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相见欢的愉快镜头。

父被日军强逼作苦工

原来在1941年初,当许桂山的父亲要返回诏安的家乡时,桂山君便把所赚的钱交予他带回去,本以为靠着自己努力工作,家庭生计应该没问题,孰料日本侵占古晋,全市陷入恐慌,更遭的是桂山公被日军强征到造船厂作苦工,一家生计陷于断炊的窘境中——

于日据期间,日本军政府除了巧立名目,强征各种苛捐杂税,诸如人头税和国防金等等,来刮取民脂民膏外,也强拉壮丁做苦工,而许毓德的父亲桂山公,便被蝗军抓到朋岭双溪必洛,现在电力局发电站附近的造船厂做苦工。

当年日军把强征来得民工视如囚犯般,不仅要在严密的监控下日夜工作,还被强迫住进工厂附近的简陋宿舍,禁止他们回家与家人同住。

本来从事会计工作,向来文质彬彬的桂山公,如何经得起当苦力的折磨,身体无法负荷的沉重劳力工作,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三餐不定,营养严重不足下,让他患上了重症。

1945年日本投降,联军登陆后,桂山公因为他身体太虚弱,和双脚溃烂,根本无法工作,因而家庭生计极其艰困。

因家贫无法上学

丈夫无法工作养家,许夫人挑起了生活重担,每天大清早就挽着满篮的鸡蛋,挨家逐户的叫卖,由于她练得一手精细的手工,所以在夜晚时间,她亦绣制了一些荷包卖给左邻右舍,如此辛勤的拼搏,勉强只能维持家小的温饱,跟本没有馀钱来供子女们上学,所以尽管各学校在光复后纷纷复课,毓德与他的两位姐姐都已经陆续到了入学之龄,但由于家境清寒,都迟迟不能到校报到。

毓德君的记忆中,60年前的福州第二路,不像今日般别墅式洋房和排屋林立,当年触目所及全是亚答木板屋和猪寮,他们家也一样,屋前开了一口长满碧绿色浮萍的大池塘、一座猪寮和大片的菜园。

幼年时住家的地面是泥地,鸡寮紧贴在屋旁,就和毓德君的卧房仅维持一墙之隔,所以夜晚睡觉时,非但不时会被鸡群突如其来的鸣叫声吵醒,房内的空气总是弥漫着浓浓的鸡屎味,然而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原本应该在课室里读书写字的岁月,却因为家贫而继续呆在家里,许毓德和邻家的小孩,每天相约在树下玩纸牌或打玻璃弹珠,日子倒还过得无忧无虑,毕竟在那个刚刚经过战火蹂躏,一般家庭都普遍贫穷的年头,他家周围失学的儿童还真不少,也因此不愁没有玩伴。

桂山公经过一段时日的调养,健康状况渐渐的改善后,便开始在太太沈氏的陪同下,推着载满京果零食的小三轮档子,在花香街圣王宫(广泽尊王庙)的庙埕摆档做生意。

许氏夫妇在朝出晚归的打拼下,家庭经济渐渐好转,于是便把已超过适学年龄的毓德君,送往实加玛路的中华小学第五校就学,结束了他整天吊儿郎当的生活,正式成为小学一年级的新生。

在1952年,他父亲更在朋岭新渔村路口,以3100元购买了一块面积一亩多的土地,盖了间亚答木板屋,举家便乔迁进新居,而从那一刻开始,毓德君每天往返学校与住家的路途就更遥远了,本来他住在福州第二路的老家时,学校与住家只有一里之遥,仅需花上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步抵校门,而今搬到朋岭,步程少说都要多耗半个钟头。

火较当“工读生”

而且因为在他们家附近,开有一家专门提炼椰油的火较,许君的胞姐在搬到朋岭后,便在该工厂当女工,也因此介绍毓德君到那当“工读生”,于是每逢星期天或学校假期,他就会准时到工厂报到,负责将已经被榨干油份的椰干糟粕,装盛进麻袋里,俾以脱售予买家。

“椰粕”在过去,是一般养猪户用以蓄养生猪和家禽的主要饲料,许毓德在周休二日到火较帮忙把椰粕入袋,可以领得两块钱的日薪,这笔收入除了足够他缴付学费和小额零用外,自小就养成节俭美德的他,还有些许余额可资储蓄。

早年的中华小学第五校,只办“初小”(小学一年级到四级)课程,在念完小四课程后,毓德君只好转校到中华小学第三校(三小)继续最后两年的高小课程。

和当年古晋其他4所由各属宗亲会兴办的华小不同,三小纯粹是所由坡众所筹办的小学,事因上世纪20年代末,浮罗岸的店屋陆续落成后,居民人口也随之大增,因此当地的有识之士便群起筹办了“中华学校”。

她的校址最初是座落在浮罗岸门牌152号,创校校长为王伯人,学堂的规模极小,学生估计不上30人,由于经费有限,学校在办了3年后便停课,直至1933年,原本在木中执教的谢鼎铭老前辈,租用了浮罗岸门牌80号,让中华学校复课。

复学一年后,校方再租用该校左邻门牌72号为校舍,全校学生增至百五人,很快的,在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又再购置了门牌154号的点铺为校产,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散在三栋店屋内上课。

郭锡逢支撑办学经费

虽然学校的规模持续性的扩大,但却一直难以走出经济困难的窘境,直至1935年,潮属慈善家郭锡逢挺身而出,支撑中华学校的大部分办学经费,才使这间华小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春的佳境。

郭老在伸出援手后,自掏荷包把他于田振安路住家右后方的一座大货仓装修成校舍,将学校搬迁了过来,直到日本占领古晋才被迫停学,到了联军登陆后,中华学校也跟着复学,且在14个华人社团所推出的统筹统办方针下,由中华小学校董会接办,收编为中华小学第三校,并在50年代初,搬迁到与银禧运动场为邻的现址。

显然的三小又比原先的五小,距离许毓德的家更远一些,但当年的小孩可没有今天的学童般幸运,上下学都有父母开车来接送,毓德君和很多邻居的小孩子一样,每天都要大清早就起身,步行整个钟头到学校上课。

50年代的小六,在上半年考完试后,便算小学毕业,准备继续升中学的学子,可报读为时半年,类似中学过渡班的“中补班”,决定继续中学课程的毓德君,便在1956年的下半年,参与了“中补班”的课程,同时也在晚间到凤梨路的中华小学第四校,报读夜校进修英文课程。

正因为日夜都要上课的缘故,他花了几十元,购置了一架中国制造的“永久牌”脚踏车,从此成了有铁马代步的中学生,当时他已经16岁。

于此同时期,他的父亲桂山君与亲戚合资,从中国潮州汕头购入一部孵育小鸭和小鸡的机器,作起售卖小鸡和小鸭的生意。由此时起,除了毓德的母亲,每天会挽着装满小鸭和小鸡的竹篮子,步行到类如实加玛和诏安路等住宅区,向住户推售本产小鸭外,毓德在课余时间,也会骑着脚车,载着一竹篮一竹篮的小鸭到各处叫卖。

在一家大小齐心协力的打拼下,小鸡和小鸭的销售量日增,而家庭经济状况也跟着大有改善。

 

诏安闻人许毓德(11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