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主角

⊙本报李君

2010年8月16日刊登

 

小档案

姓名:郑文辉
出生年份:1939年
祖籍:福建永春
职业:退休报人
本报编务顾问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支持东姑的大马计划,并在1961年9月间连续上电台做了12广播,详细向民众解释争取加入大马的缘由。
25岁当上总编辑
小心翼翼防政治地雷
报人郑文辉⑤

当年的《马来亚通报》还不是正规的日报,只是份每逢周二、四、六和星期天出版的三日刊,因此也让文辉君有机会利用业余空闲的时间,伏案撰写各类的文章,包括了散文与各类报道,用不同的笔名投稿给不同的刊物与报章,以赚取稿费来增加入息。

●郑文辉摄于古晋星期天市场。

换跑道当编辑时,恰逢建国初年动荡不安之局,四处尽是政治地雷,作为新闻的守门员,郑文辉每天都要卯足精神,小心翼翼的过滤所有稿件,避免触动到各方敏感的神经线。

《虎报》在1963年初无预警的倒闭后,郑文辉的记者生涯顿时路断,于是他便从马六甲北上吉隆坡寻找工作,由于早年曾为《马来亚通报》当通讯员,于是便径自前往该报社求见社长拿督周瑞标。

双方一拍即合,通报聘用了文辉君,但不是当记者,而是要他作内勤当编辑,负责地方版的编辑工作,月薪从两百块钱起跳,此等待遇在60年代的报界,已算是不错的了。

当年的《马来亚通报》还不是正规的日报,只是份每逢周二、四、六和星期天出版的三日刊,因此也让文辉君有机会利用业余空闲的时间,伏案撰写各类的文章,包括了散文与各类报道,用不同的笔名投稿给不同的刊物与报章,以赚取稿费来增加入息。

且说在放下相机,从跑新闻的外勤工作,转换成坐在编辑部的内勤职务之初,文辉君就看稿改稿和打标题的新工作,真的有些无法适从,甚至不懂得如何下手,好在有总编彭松涛从旁指点,才让他渐渐的适应了新的环境。

彭松涛是位资深的老报人,在编务工作上经验老到,之前更曾在《虎报》任职,有了这份老同事的香火情,他当然格外用心提点文辉君,而年轻好学的文辉,在专心一志的学习下,也就渐入佳境。

由于通报社长拿督周瑞标,是吉隆坡周氏公会的总务,他在文辉到公司上班时,就安排尚未找到住宿的他,免费寄宿在周氏会馆的客房内。

●我国已故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1年5月27日,于新加坡的一项海外新闻从业员的午餐会上,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的历史性镜头。

●李光耀在1963年9月16日签署的《马来西亚成立宣言》,宣布新加坡从即日起,永远成为一个主权完整和独立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狮城觅职柳暗花明

文辉君在通报工作了一年,于1964年春节过后便辞去工作,只身南下新加坡,准备到当地的《新生日报》任职。

实际上《新生日报》的总社最初是设在柔佛州的新山,到了后来才南迁到新加坡,其总编辑叶一舟是位重金礼聘自香港的老报人,在1963年尾,叶君到吉隆坡挖角时找上郑文辉,并表示由于新加坡经济好,其报纸销路佳,所以老板准备在过了农历年后,要多出版一份晚报。

由于考虑到现有编辑部的成员,大多年已高,且又习惯于晚间工作,没法在上午时间到编辑部编晚报,他认为当时还年轻的文辉君应该可以胜任,所以大力鼓励他接受新的挑战,到新加坡去谋求发展。

这一席畅谈中,叶君虽没有给予郑文辉确定的晚报发刊日期,也没有明确要求他上班的时间,甚至连职位与待遇都没交待清楚,但文辉只因对方有知遇之恩,且又谈得很投契,便一口答应下来,因此大年过后就马上呈辞,匆促的到新加坡赴会。

孰料在他循址找到《新生日报》,与叶一舟见面后才被告知,因为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在发生武装对抗,以至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经济,老板决定暂时搁置兴办晚报的计划,满怀兴致勃勃而来的文辉君,当头被淋了一盆冷水,落个了两头不到岸的窘境,所幸他在新加坡认识有一位热血汉子,提供住家给他寄宿,让他免于流落异乡街头的下场。

于新闻工作岗位上,文辉结识了很多三山五岳的人马,这些很讲义气的朋友,经常在必要时就会伸出援手,提供江湖救急,而此趟新加坡行,他就寄宿在一名昔日136抗日游击队成员黄慰衷的家中。

暂时无所事事的他,一连几天都在逛书店,有一天他到厦门街的远东文化书局翻书,撞见了昔日《虎报》的总编辑陈振亚,对方在得知他工作无着落后,马上带他到书局的楼上,拜会《民报》的社长黎国华。

说来文辉君的运势还不错,凑巧《民报》的总编辑因故辞职,黎社长慧眼识英雄,拍板决定聘他接任总编辑,当时才25岁的郑文辉,亦毫不畏惧的挑起大旗,成了当年全国最年轻的总编辑。

革新《民报》销路增

《民报》亦是一份每逢周二、四、六和星期天出版的三日刊,年轻又干劲十足的郑文辉,在接掌编辑和采访部后,便大刀阔斧进行内部的整顿,积极策划各种新闻课题给采访部同仁跟进,甚至亲上火线,率领记者群外出采访。在他身先士卒的努力下,整个工作团队随之动了起来,报纸内容大为改善,销路亦跟着大增,如此经过一年后,郑文辉便向社长黎国华建议把《民报》改为日报,并在广聘人手,和一番的部署后,从1965年3月18日起,民报正式成了天天出版的日报。

于此同时,亦在吉隆坡设厂开分社,抢攻中、北马的市场。

郑文辉接任《民报》总编辑职位时,适逢马来西亚才成立不久,内部政局不太稳定,各州与联邦间有着很多矛盾尚在磨合中,特别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与联邦联盟政府间尖锐的角力,以至国内政治氛围显得格外诡异。

加上印尼的苏卡诺政府,自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的一项海外新闻从业员的午餐会上,提出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与汶莱,联合组成马来西亚的计划后,便认定“大马计划”是英帝国主义所策划出来的一项阴谋,并将对印尼的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由于东姑所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获得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砂拉越和沙巴,甚至汶莱人民的支持,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终于脱离英国而获得独立,于此同时,印尼亦向马来西亚发动武装对抗。

际此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虽然大新闻事件持续发生,但因为到处布满政治地雷,稍微不小心就可能出问题,因此在此非常时期,在处理新闻时要格外小心谨慎,特别是身处在暴风核心内,郑文辉可说每天都在走钢索和履薄冰中度日,所幸在他的把关下,《民报》能在风风雨雨中茁壮成长。

除了本国大事,郑文辉掌舵的《民报》,也关住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政局演变,在他担任总编辑期间,恰好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因此《民报》每天大量转载香港《明报》的相关新闻,此举大受读者的欢迎,报份屡创新高,也因此让文辉君有缘认识了明报的老板,武侠小说大作家金庸(查大侠),并在较后时和他有了一段宾主关系。

 

报人郑文辉(8之5)